“啊……”母亲愣了一下,随即笑着说:“你这小子。”
“我可是说真的。”我举起笔在空中虚写了几下,不屈不挠地望着她。
“我叫孙昉,我也有个儿子在做记者呢,和你一样大,有什么要问的就快说吧。”母亲先是板着脸,说到后来忍不住又露出笑容。
我也笑了:“请问您是什么时候知道小区被封锁的,之前有什么预兆吗?”
“那是大前天的晚上,十点十一点的样子,外面先是有警车的声音,一会儿救护车又来了,鸣笛拉了好久,吵的我们觉都没法睡。那时我还在想,不知是哪家出事了,又是警车又是救护车的,莫非是凶杀案?结果第二天,就是前天早上,我们还睡着呢,就有人按门铃,那是几点来着。”她转过头看父亲,问:“几点?”
“五点半。”父亲说。
“对,五点半。我起来开的门,拉开门我吓了一大跳,那人就和你现在一样。”母亲指了指我身上穿的衣服:“他发给我们一张市疾病控制中心的紧急通知。”母亲站起来到餐桌的玻璃台板下面抽出那张通知递给我。
母亲又递给我另两张纸:“这些是后来发的。”
“发这些的人还和你们说了什么吗?”看完这些我问。
“他们说要是需要和单位请假就把单位名称和电话写下来,由他们统一请假,不过我们两个都退休,也没这个麻烦。我当时问他倒底是什么病,他说不清楚,也不晓得是真不知道还是不能说。他说部队已经开进来了,是很正式的戒严,情况相当严重,让我们一定要按照这两张纸上说的做。”
“那这两天过得怎么样?”
“不能打电话是有些不习惯,一开始我是真紧张,还是你爸说了句,他说紧张也没用,已经这样了,还是放松心情,心情好了抵抗力会上去,不容易被传上,而且说我们紧张,你在外面肯定比我们更紧张呢。好在电视还能看,退休在家里,也寂寞惯了,没事。”
听母亲这么说,我心里一阵过意不去,是不是以后该多回家里看看。
“我呢没事就往窗外看,倒看见了好几次。”父亲接口说:“前面八号楼里看来是有问题,出来了好些人,有的是跟着穿防护服的人走,还有一次是用担架抬出来的。那个老李,”他转头和母亲说:“就是每天早上都到亭子里打拳的那个,七十多岁了身体挺好的,有时我们傍晚散步还能碰到的。”
母亲应了一声,示意她想起来了。
“怎么,他也被传上了。”她有些紧张地问。
“应该是吧,我看见他跟着人走了。”父亲轻轻地吐了口气,眼角微微皱起,有些落寞。这一刻,我真的觉得,他苍老了。过了会儿,他说:“也不知老李能不能挺过来。”
怕是过不了了。我在心里说。
推开玻璃门,我走进了莘景苑小区临时医疗救护中心。
这原本是会所的大堂,现在进门左侧被几张桌子隔了个区域出来,三个穿着防护服的人坐在桌子后面,正拿着步话机和几位需要帮助的居民通话。在他们后面的地方,有一大堆东西,粗略看去,包括桶装水、大米、饼干。
“这里是救护中心,请说。”
“我家里没饮用水了,那个桶不好都漏光了。”
“好的马上送过来。”
“不是,你别紧张,呕吐恶心不是被感染的症状。什么?腹痛拉稀也不是。胃口好吗?精神怎么样?知道了会给你送止泄药。”这是另一个。
“好的,中午前把奶粉送过来。一定要雅培的吗?好的,你放心。哦对不起,孩子不能送出去,必须和你们在一起,在这个小区里。”
对着步话机大叫的声音和里面传出的声音此起彼伏,三个人一边接电话一边飞快地记录,嗓子都已经哑了。
我走上去问:“我是采访范氏症的记者,请问伦勃朗先生在哪里?”
他们头也不抬。我前面的人伸手一指:“直走左转。”
“谢谢。”我说。
“对不起刚才不是和你说的。”他向和他通话的人解释。
我不再去打扰他,顺着他指的方向走去。
“喂,他出去了。”
“喂,那个记者!”
我转过身问:“你是和我说吗?”
那个人站起来,用手捂着通话口向我喊:“他刚才出去了,伦勃朗不在。”说完他放开手重新坐了下去,继续先前的工作。
我呆了呆,不知该怎么办。我在父母那里待了一个多小时,没想到伦勃朗已经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