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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第1页）

对于&ldo;空印案&rdo;的过程和结果，没有什么可争议之处，只是&ldo;空印案&rdo;究竟发生在哪一年却一直是个谜、关于&ldo;空印案&rdo;，在《明太祖实录》和《明史太祖纪》上都没有提及，这便导致了后来众说纷纭。

一种说法是，根据《明史》卷九四《刑法志二》的记载，&ldo;空印案&rdo;发生在洪武十五年。但是，翻阅《明史》卷一三九《郑士利传附方徵传》，却又发现，其中提到怀庆知府方徵上书为&ldo;空印案&rdo;鸣冤，于洪武十三年被逮到京城。这样，在明史中就出现了前后叙述自相矛盾之处。据此，研究者们肯定&ldo;空印案&rdo;的发生应早于洪武十三年。

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考证后提出，&ldo;空印案&rdo;的发生是在洪武九年。所根据的是方孝孺的记载，因为在方氏《逊志斋集》卷廿一《先府君行状》及《叶伯巨、郑士利传》中，都曾言及在洪武九年发生&ldo;空印案&rdo;。近代史学家孟森、李光壁就据此认定是洪武九年。

近些年来，又有研究者对&ldo;空印案&rdo;发生的时间作了更为细致的考证，将《明史》与《兴化府莆田县志》、《明太祖实录》、《国榷》反复核对确认，认为&ldo;空印案&rdo;应当是发生在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因为前面提到的方徵上书鸣冤的原因是&ldo;因星变求言&rdo;（就是皇帝因为天文现象的异变而向天下寻求解释），而&ldo;星变求言&rdo;一事发生的时间是洪武九年闰九月，方徵在上书中明确地提及是去年发生&ldo;空印案&rdo;，因此应该是洪武八年。

&ldo;空印案&rdo;的发生之所以会在时间上造成不确定性，有学者认为，正是由于&ldo;空印案&rdo;涉及面很大，辗转牵连的人也很广，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才结束，因此才会出现不同的时间说法。

权力之争明朝内阁之谜

自秦朝以来，封建中国的历朝历代都是中央集权专制国家。到了明朝，这种中央集权的方式达到了顶峰，在中央官制上，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度，而代之以&ldo;私臣&rdo;治国的内阁制度。明朝的内阁制度是怎样一种制度，又是如何运作的？历来议论很多，所持的观点也各有不同，很难形成一致的看法。

明初立国时，一开始朱元璋曾经沿用元代的制度，以中书省为中央最高行政机构，设左右丞相总领政务，也即奉行历代采用的宰相制。但是，在朱元璋看来，自秦汉设立宰相以来，虽然不乏有贤德的宰相，但多数是小人专权乱政，而且宰相权力过大就会危及到皇帝的权力。因此，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就借胡惟庸谋反一案，罢中书省，废掉丞相职，并诏告天下说以后再也不许立丞相，如果有哪个臣子敢上奏劝皇帝重新设立，要处以重刑。从此，推行了上千年的宰相制度在中国就告结束，皇帝集皇权、相权于一身。

明代官员像

但是皇帝毕竟分身无术，精力有限，每天要处理如此大量的政事，是很难持久下去的。为了保证皇帝权力不旁落，同时又便于处理政事，就不得不在政治制度上另想他法。为此，朱元璋先是设立了四辅官，但不久就废掉，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开始仿照宋朝的制度，实行殿阁大学士制，主要是从翰林院等机构挑选文臣充任文渊阁、东阁、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的殿阁大学士作为顾问，协助皇帝批阅奏章，随侍左右，以资顾问。由于这些人都是饱学的儒生或低职的翰林官，位卑品低，最高的也只有五品官衔，不能参与国家政务的决断，并且当时的真正实权部门六部的事务都是由各部尚书直接上奏皇帝的，不用通过这些大学士，就使得各种权力集中于皇帝一身。这样一来，部分地解决了皇帝日理万机的痛苦，使得朱元璋能够更从容地处理国事。可是，这一制度也有缺陷，因为事事都要皇帝亲自决策，而缺乏一个有效的处理日常政务的中枢机关，不利于政令推行，所以殿阁大学士制实行时间不长就又撤销了。从此之后，一直到废丞相的二十三年之后，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在殿阁大学士制的基础上，对有关的缺点作了调整，重新恢复了这种体制，由皇帝本人亲自挑选亲信大臣进入文渊阁，参与政务。因为文渊阁正好坐落于皇宫内延，所以称为&ldo;内阁&rdo;。至此，明朝的内阁制度正式形成，它成为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常设机关。

明成祖时代的内阁其重要性也不是很突出，就好像一个机要秘书式的小衙门，其作用犹如现今的高级顾问班子或智囊团，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权力机关。因为它既没有专门的衙门，也没有官衙印信，更没有官员属吏，最重要的是内阁不能直接统辖各部事务，仅仅是奉皇帝的旨意办事。这一时期的内阁官员和朱元璋时代一样，都出自翰林院，大多官员的官品不及五品。朱棣仍然严格遵守太祖朱元璋的祖训，严禁阁臣过多干预政务，对于有敢于过多干预皇帝施政的，即使是出于忠君之心，也不轻易宽恕，为此还处置了不少器重的阁臣。如明成祖时的第一个内阁大臣解缙，曾为朱棣争夺皇位立下过汗马功劳，仅仅因为敢于向皇帝直言犯谏，结果一度被贬下狱；另有一个黄淮，曾被朱棣视为有远见的大臣，也因此被下锦衣卫牢狱关了十年，直到朱棣死后才放出。

内阁权柄不重的情形到了仁宗、宣宗朝以后，经过长时间的积累，渐渐改变，开始突破朱元璋时的限定，演变成为一个能够决定国家大政方针、无所不包的中枢机构，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与内阁官员身份的改变同步的。这一时期的内阁大臣们已经不再是以往那些低官职的小吏，因为内阁长期处于皇帝身边，对于朝廷的大事毕竟有很高的参与度，可谓位高权重，而如果官员的品秩不高，这就很难保证下面的大臣会老实地服从。所以，从明仁宗的时候开始，阁臣的官位越来越高，如明仁宗提升杨士奇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升杨荣为太常卿兼谨身殿大学士，不久又都升任为尚书。于是便出现了阁臣加太师太保，或加尚书、侍郎，但仍兼学士、大学士衔的情况，同时，内阁也开始有了独立的官员属吏和相应的办事机构。从此，在内阁大臣之间，凡是居于首位的人，慢慢地又向着位跻三孤，权压六卿的宰相过渡。这时的所谓&ldo;三杨&rdo;即杨士奇、杨荣、杨溥曾六居内阁，辅佐三朝皇帝，执掌了国家大政，皇帝的政令都由他们这些阁臣事先代拟诏令旨意，然后传达下去，人们称之为&ldo;三杨用事，政归内阁&rdo;。到了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7年），上朝听政的时候，大学士的排位班次开始列于六部尚书之上。可以说，内阁大学士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