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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第1页）

圆明园，帝国之殇（1）

张晓波

爱新觉罗&iddot;奕詝

大清帝国倒数第四位君主，爱新觉罗&iddot;奕詝，位仅十一年，却成为大清帝国转折期最重要的皇帝。奕詝的父亲道光帝，尽管在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让帝国蒙受了耻辱，但留给他的，依旧是一个外表强大的帝国。因此，奕詝即位之初，即坚信自己将继承大清帝国康熙大帝、雍正帝以及乾隆帝的事业，使帝国安宁太平，永享荣华，是以，以&ldo;咸丰&rdo;为年号。无论是奕詝本人，还是当朝的大臣，甚至是普通的士子，都不会想到，这位短命的君主即将以蒙受大清帝国最大的屈辱而一命呜呼。并且，从此之后，大清帝国走向了衰败与灭亡。

咸丰帝继承的，是乃父乃祖的宏图大业，留下的是破败的帝国。咸丰帝本人，并不算是昏聩的君主，尽管后世一直认为其六弟奕欣的政治才华和创新程度远在他之上，但如果站在当时的政治角度来看的话，不得不认为，道光帝谨慎而小心地选择一位保守、尊奉祖制的儿子作为异日帝国的君主，并不能说是一个失误，而是符合帝国守业期的原则的。自

努尔哈赤到乾隆帝，满洲先祖的功业实在太显赫，对于继承者来说，能守住祖宗的江山社稷，已是莫大的功绩。显然，有些轻佻的奕欣是难以担当帝国君主的大任的。时人没能象我们一样同时拥有幸运与无知，因为我们总喜欢站在历史后面评论前人决策的正确与失误。

帝国？帝国！帝国。

1793年，英使马噶尔尼朝见乾隆帝。在他的使命失败之后，说了一番话，是在现在引用频率颇高的，&ldo;大清帝国就象一艘航行在危险海域的旧战舰，尽管庞大无比，但只要一个尖利的礁石，帝国便极有可能随时触礁&rdo;。如果不是刻意的话，我们可以理解这位英王使臣的情绪，因为礼节问题而产生的外交隔阂，并最终导致了他的使命的失败。失落之情转为愤怒，这是近乎常理的。一位八十岁的天朝老皇帝以他固有的刚愎与自傲狠狠地甩开了英帝国伸过来的手。我相信，英国，即便是工业革命的新贵，但仍旧只能以一个的暴发户的狡诈打量着这个自负年老的贵族‐‐中华帝国，尽管双膝下跪还是单膝下跪似乎在这场外交争端中来得如此的突兀，但并不妨碍中华帝国高层的政治决策：英国，不过是千万夷狄之中的一个。帝国在延续一个两千年来一直正确的&ldo;中华‐‐夷狄&rdo;的政策。现在，这场乾隆末年的&ldo;外交&rdo;礼仪之争的意义已经被无限放大到了&ldo;落后‐‐进步&rdo;的叙事框架之中了，而事实上，这个叙事框架真的有效的话，落后是被迫执行（或半执行）中华礼仪的英使臣所指代的英帝国。如果非要寻找对于帝国不满的蛛丝马迹，我们大约可以从任何一本使节的著作中找出相同的意思的字段，包括对清王朝最为忠心的属国越南与朝鲜。

那么，使马噶尔尼失望的那个帝国是否处在我们想象中的中衰的帝国？或者马噶尔尼实际上是指代着对于&ldo;帝国&rdo;这一意识形态本身的不满。或者说，是海洋对于大陆的不满。

在从努尔哈赤直到康熙大帝长达一个世纪的扩张之中，满洲，这个曾经东北的少数民族现在统治者原先汉族政权帝国所拥有的版图，甚至更加放大了。建州女真吸纳汉族儒学思想，构建了一个在版图上仅次于元朝的庞大帝国。帝国内部庞大的农业生产系统，不仅满足了肉食者的满洲贵族以及帝国庞大的陆军‐‐八旗和绿营，更使帝国本身无求于外部世界。在乾隆帝充满自信的拒绝中，实质并不是帝国的衰弱与盲目的自大，而是大清帝国根本无法理解一个新兴海权帝国的贸易要求。贸易，在大清帝国看来，可有可无，但却是海洋国家‐‐英国的生命线。

现在有一种说法流传甚广，实际上也是&ldo;现代&rdo;自我合法化的论证方式。清帝国无法接受&ldo;现代&rdo;的政治规则而终于被历史潮流淘汰了。总之，帝国及其朝贡体系的政治生存形态，已远不能适应现代政治。就跟年老的乾隆帝的态度一样，他对于马噶尔尼不行双膝下跪而生气被一再理解为一种&ldo;前现代&rdo;的愚笨和鄙陋的傲慢。半个世纪之后，咸丰帝也因为与他高祖父一样的态度而引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下半部分，并由此致使皇家园林

圆明园的被焚毁。

海洋与陆地

在一个自傲的帝国面前，英国开始在帝国的南部通商口岸‐‐广州输入鸦片。尽管这种&ldo;文明&rdo;的贸易是今日所谓&ldo;文明世界&rdo;所引以为耻的，但正是通过鸦片的输入终于使英国摆脱了贸易逆差的尴尬。1840年，战争开始了。紧接着，陆地帝国与新兴的海洋帝国签订了一份具备现代意义的条约，道光帝尽管对这份合约很不满意，但他不愿意与一个&ldo;蛮夷&rdo;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无谓的战争。在道光帝看来，最重要的是‐‐帝国的安宁与太平。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的北上使道光帝感到了不安。从来没有哪一个海洋国家曾经向中华帝国的首都发起过进攻或者威胁，而英国人这么做了。

三百年前，日本海盗的进攻（&ldo;抢劫&rdo;，或许是更确切的表达方式）被明帝国轻而易举地化解了，1592‐1598年的朝鲜战争，也以日本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大陆的自信在康熙帝手里达到了顶峰。这位皇帝在他的在位期间，他的陆军彻底扫平了中原和南方的叛乱，肃静了帝国北部蒙古势力的威胁，并且，将俄国人在远东的扩张遏制在雅克萨，使得不可一世的沙皇不得不向中国求和。甚至，康熙帝收复了台湾。这是一位自信空前强大的帝王以及一个自信空前高涨的帝国。在这位颇为喜欢西方新科技的君主眼中，西方的新技术是一种可以把玩的玩具，他的基本态度，和他的皇孙弘历一致。对于帝国来说，这些&ldo;奇技淫巧&rdo;确实可有可无。庞大的疆土，让帝国自我想象中的敌人全部是来自于陆地的威胁。蒙古骑兵、南方的叛乱、周边属国的安全，等等，这些全部寄望于帝国的空前强大的陆军，而不是海军。大陆帝国的特点就是领土扩张与安全，如此而已。而海洋，自秦到清，一直就不是帝国的主要兴趣所在。或许，偏安的南宋是一个例外，南宋对于海外贸易的渴望超越了任何一个时代，但是南宋这个例子恰恰就是一个反面的例子，作为一个在名义上继承了中华帝国正统的衣钵而陆军根本无法与北方游牧民族抗衡的&ldo;小帝国&rdo;来说，宋一直存在着外交辞令与国力的实际差距，汉唐帝国的宏伟气象在宋人眼中，永远成为了追慕的对象。由此，她将目光投身于海洋也是希望摆脱来自陆地的恐惧与遏制。宋帝国最终没有存在下去，一如中国历史上不断出现的例证一样，她被来自北方的强大陆军（主要是骑兵）包抄征服了。在这之后的三个帝国，基本上对于海洋缺乏兴趣。元朝曾经想要征服不受大陆规训的日本，但是失败了。明成祖曾经认为被他篡位的侄子建文帝可能通过海路逃亡到了南亚或者更远的地区，但郑和的舰队并没有找到建文帝的蛛丝马迹。或许，在我们今日的重新理解中，又一次无限夸大了郑和海通的意义。成祖的儿子‐‐仁宗认为，大规模的海通不利于帝国的财政。终于，这一早于西欧的大航海计划也被彻底停摆了。我们没有必要以后人的愚蠢与无知来评价明仁宗给我们留下了&ldo;一个巨大的遗憾&rdo;。如果，帝国不需要海洋，又何必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浪费于无益的海通？如果，帝国的根本不需要殖民扩张，又何必走海外拓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