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的契约。在西部几个县里,正是教区委员会照料了印第安人掠杀所造成的
孤儿。1748至1752年间,位于印第安人威胁最甚的河谷地区的奥古斯塔教
区为四十六名孤儿找到了新家。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城镇毁于1776年元旦
大火的诺福克市民,多亏那里的教区委员会救济了他们。在十六世纪后期,
教区税相当于所有其他税收总和的三至四倍,这在当时不算反常。就在美国
革命之前不久,组成费尔法克斯县的两个教区特鲁罗教区和费尔法克斯教区
各自的预算都超过了县政府的预算。
任何一个有名望的公民都不可能体面地退出教会组织,因为宗教义务和
公民义务是合二而一的。县政府的法官通常也是教区委员,例如乔治&iddot;华盛
顿、乔治&iddot;梅森和乔治&iddot;威廉&iddot;费尔法克斯都是费尔法克斯县的法官,又都
是特鲁罗教区委员会成员,而1757年11月10日开会的威科米科教区的九
名委员中有四名是法官‐‐其余以此类推。民兵军官必须由县法官向总督举
荐,所以很容易还是那些人。1785年英国国教的正统地位在弗吉尼亚被废
除后,教区委员会的许多权力移交给县政府,但主要的种植园主仍然以县法
官的身份处理教区事务。
要是弗吉尼亚的政治和社会领袖居然不是英国国教的头面人物,那就成
了怪事。在1776年弗吉尼亚制宪会议的一百多名代表中,只有三名代表不
是教区委员。美国独衷宣言的签署者中有三分之二是英国国教徒,六人是国
教牧师的子孙。
&iddot;.美国革命期间,弗吉尼亚各教区的反抗和独立运动蓬勃发展。在殖
民地议会被解散和县政府被废除以后,每个县需要选举一个小型治安委员会
作为事实上的政府,结果在三分之一的县里,都有一名牧师当选为治安委员
会委员,其中有许多担任了委员会主席。在包括乔治&iddot;华盛顿、詹姆斯&iddot;麦
迪逊、爱德蒙&iddot;彭德尔顿和帕特里克&iddot;亨利在内的美国革命领导人中,很难
举出有哪一位不是名副其实的国教徒。诸如乔纳森&iddot;鲍彻一类直言不讳的效
忠派也是虔诚的国教徒,但这并没有改变整个情况。因为在弗吉尼亚,默默
地信奉国教‐‐它既是古老英国传统的堡垒,又是当地独立情绪的反映‐‐
助长了对于英国法制和英国人传统权利的崇敬,而正是这种崇敬鼓舞了美国
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