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情况是,自从纳粹统治初期以来,德国当局(占领国亦然)曾试图推行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中,经济资源的流动主要是根据官僚机构的命令而不是依靠财政上的吸引力。他们取得的成就竟至使金钱成为无用之物。他们所未曾预见到的是官僚机构的命令也会丧失效力。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整个经济生活就会有崩溃的危险,因为一个现代工业社会不能靠以货易货来起作用。大家逐渐明白,一定要想个办法来使货币再次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是只要意识到币制改革不可避免时,人们当然不会象平时那样去保留现金了。
立即产生的一个后果是。1946年收获季节后,竟然不可能从农民那里征收到正常的上交农产品。他们如果把产品交给当局,那就只能换到毫无价值的货币。倒不如把东西留在农场里,向城里人换取&ldo;动产&rdo;,或者用来喂牲口(从而逃避他们所痛恨的屠宰法规),或者囤积起来,直到钞票值了钱再卖。在这种情况下,检查和其他查禁方法只能限制逃避而不能予以杜绝。到1947年3月底,美占区内上交的小麦和裸麦,只有正常数量的百分之八十九,大麦只有百分之七十二,燕麦只有百分之五十二。据报道,英占区在1946年10月有四百五十多起宰牛供应黑市的案件,四百多起用土豆和甜菜非法酿酒的案件。在149汉堡,黑市几乎和合法营业一样重要。配给证和票证可通过行贿或偷窃手段从食品办事处搞到,并以高价出售。
这就成为进口方面的最大困难。尽管1946年5月华盛顿作了安排,整个夏天向德国运送粮食的情况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在世界粮食短缺的情况下要获得必要数量的粮食固然是个问题,而美国海员的罢工又造成了运送的拖延。同意于5月份供应的粮食,应在9月份全部运到,但两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运来。在这种情况下,10月14日把一般粮食消费者的定量标准恢复到一千五百五十卡路里,即使是出于好意也算是一个大胆的行动了。毫不奇怪,从一开始,这一行动就遇到极大的困难,无法兑现。在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10月底官方所能供应的面包量只是八千五百克而不是一万克,而且没有谷类食物。据说在杜塞尔多夫,甚至比这个标准还低百分之五十,在埃森和米尔海姆只是稍微少欠缺些,而乌珀塔尔送出的一份报告则声称,那里巴有十天见不到面包了。
另外一个大的问题是煤,产量太低,出口占的比例太大。鲁尔区劳动力短缺,矿工的平均年龄为四十三岁,进矿井的新手有百分之五十到六十开了小差。虽然矿工本人有额外配给量,但他们的家属却得不到什么。他们需要花时间去给家里人找吃的,这就很能说明为什么有百分之三十的缺勤率。此外,他们需要用一笔钱去黑市购买比限价高五倍到十倍的土豆、面包和面粉之类的食物,他们的工资就显得太低了。1946年9月的产量停留在1945年12月的水平上,而五百万吨的库存已经用完。
恶性循环开始了,缺少煤,钢铁工业就不能生产足够的钢,以供应煤矿进行必要修理的需要。1946年秋,煤的产量大约是每月五百万吨,而西方占领区所定的基本最低需要量是四百二十万吨,出口是介乎一百十三万吨到一百七十四万吨之间。150要说服其他西欧国家相信下面的情况是不容易的,即它们如果同意给德国留下更多的煤,便有获得德国工厂产品的好处。这是因为其他西欧国家也都缺煤,没有理由偏爱德国。从德国的长远利益来说,完全断绝对老主顾的供应也非上策。到1946年9月为止,煤的分配,包括出口,由盟国管制委员会负责。但就在这个月,俄国人宣布,他们只能把该占领区司令官认为在其需求之外剩余的煤提供出来,于是英国人最后也不为集中储备提供他们的供应量了。然而英占区出产的煤实际上仍继续和美国人、法国人协商分配。根据协议,10月份出口量削减十万吨,以后从12月到翌年3月每月减为五十五万吨。1947年4月,最后根据可调整的原则达成了协议,保证向西方国家占领区供应合理的最低数量,但出口数字将随生产上升而自动增加。
1946年10月,盟国管制委员会决定矿工工资可增加百分之二十,11月份英占区建立了一个专门的煤炭生产委员会,由各有关部门的代表来执行一项决议,即运用一切可行的提高生产的办法,并采用各种能够想得到的鼓励方式。不足的供应,特别是住房、食物和消费品都保留给煤矿区,限价出售,保证矿工拿了工资能够买到东西。采矿事实上成了占领区内最有特权的一种职业了。这样就达到了预期的目的,12月初,日产量达到二十万吨,是战争以来的第一次。到1947年1月,日产量是二十万八千吨。
然而粮煤供应困难,意味着西德在进入1946‐1947年冬季时,这两种物品既无库存,也无从分配。任何地方只要粮食一到,就得分发;粮食不到,配给量就无着落。煤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在一个大量吏用水路运输的国家里,这是自我麻烦。铁路运输已在最大限度地利用车头和车厢的载运量,公路运输由于缺乏轮胎和零件同样受到限制。一旦水路冰封,通过这些水路运送的货物将无法转到别的运输线上去。供应物资不能分配,定量无从维持,煤气和发电厂无煤可烧,火车和卡车因缺乏燃料而不能开动。德国没有物质条件来熬过一个严寒的冬天。精神上的准备也不充分。欧洲胜利日到来以后,对于即将来临的&ldo;冬大的战斗&rdo;,曾经作过大量宣传。人们下定决心,准备受苦受难,结果,1945‐1946年的冬天异常温和,并无太多的麻烦或埋怨就挨过去了。但是人们过于轻信,以为今后情况就会好转,事实上第二个冬天在各方面都比前一个冬天要艰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