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奥地利抵抗运动的影响
如前所述,莫斯科宣言曾提出警告说,在最后处理时,要考虑到奥地利自己对其解放所作的贡献。这一条291款所根据的是对其他被占领国家,特别是对意大利所作的类似的政策声明。而写上这条显然抱有双重希望,一是促进反抗运动的兴起,二是便于使摆脱纳粹羁绊的独立政府能产生。虽然看上去这未必是苏联的战后政策,但可以相信,在战争的最后两年内兴起一个强大的奥地利反抗运动,会扭转局面,有利于战后阶段对奥地利作比较宽大的处理。但事实上奥地利的反抗运动从未象法国、意大利和希腊那样对盟国政策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从未存在过一个奥地利流亡政府。诚然,有一批参加奥地利抵抗运动的人后来在重新组成的行政机构中担任了职务,但重要的情况是,战后第一个奥地利政府中的领导成员,除外交部长卡尔&iddot;格鲁贝尔外,并不是从流亡归来任职的,也不是来自游击司令部,而是在集中营中经过了严峻的考验。伐后第一个当选为奥地利总理的和奥波德&iddot;费格尔本人,从1938年到1945年就在各种集中营里度过了五年零八个月。实际情况是,在奥地利开展抵抗运动比在任何其他被纳粹占领的国家里要困难得多。自1938年4月2日第一批囚犯一百六十五人被押送到达豪以后,在德国占领初期,盖世太保的控制就在于清除一切能够钡导任何形式反抗的奥地利人。共同使用一种语言,尽管口音与方言上有些区别,对密探的渗透和对管理细节方面的严格监督还是非常便利的。全国一切主要职务都为德国人所把持,警察有效地处于德国控制之下,奥军中尚存的部队被互相隔绝而且远离祖国。还有几个其他因素,虽然未能阻止反抗,但也至少牵制其兴起。第一,纳粹确曾不遗余力地破坏奥地利的国家地位,甚至这个国家的名称都很快消失了,奥地利先是292变成&ldo;东部边区&rdo;,后来仅称之为&ldo;大德国的多瑙河区和阿尔卑山区&rdo;。但奥地利的国家地位是凡尔赛和约确立的,而且无论如何还不过是最近的事。在奥匈帝国的内部战争时期,奥地利人民的一般倾向,不是忠于他们国家的整体,而是忠于维也纳,忠于哈布斯堡王朝,忠于社会主义运动或忠于其他局部性和地区性的利益。到1931年5月31日,蒂罗尔、福拉尔贝格、施蒂里亚和萨尔茨堡等州的州议会都曾分别试图脱离新建立的共和国,伺德国结成联盟。第二,奥地利人在1934年至1938年间已习惯于生活在独裁政权之下。如果说那种政权比意大利或德国的独裁政权温和一些的话,它却仍然没有排除新闻检查和任意逮捕。第三,奥地利共和国在经济上一直是依靠国际联盟的一系列贷款来维持下去的。在以1931年5月维也纳信贷储备银行倒闭为开端的世界经济危机开始之后,奥地利的失业和贫困长期持续,显然无可救药。第四,也是最后一点,奥地利人的随和性格使他们不幸地倾向于无所作为,耸肩忍辱,而不愿以卵击石。他们知道西方是袖手旁观(用丘吉尔的话来说)西方在1938年&ldo;优柔寡断&rdo;,抛弃了奥地利),他们意识到德国的力量是庄倒一切的,而罗马天主教会一开始就对纳粹统治默然承认‐‐所有这些因素造成了一种无依无靠和自暴自弃的普遍感觉。
一些具有几百年民族意识的国家,遭到德国的入侵与占领,其繁荣与财富,在一个世代内再一次被摧毁,那么奥地利国内的反抗运动,在规模上不如这些国家,从所有上述情况来看,本是不足为怪的。而比较令人惊奇的倒是奥地利的反抗最后竟达到那样高的水平。因为到1955年将这段经历的材料充分搜集起来后加以描绘,就可以看出奥地利人反对纳粹主义的范围之广,超过大战结束时的一般推测,秽及的地区比实战期间西方阵线所知道的还要广泛。
尽管奥地利纳粹分子对1938年的德奥合并无疑地表示欢迎,其他许多人也表示消极接受,但当时维也纳最可靠的消息认为,如果许士尼格能够贯彻他原先的意图293在1938年5月13日举行一次公民投票,他至少可望得到人口中百分之六十五的支持。对此的最好证据也许是希特勒要用压倒一切的兵力来实行吞并。要不是许士尼格在最后一分钟宣告&ldo;德国人的血不可流&rdo;,继而命令部队不得抵抗,奥地利军队虽然众寡悬殊、孤立无援,但也可能会对德国入侵作出某种程度的负隅反抗。实际情况是,最初的反纳粹运动似乎来自罗马大主教徒,从1934年起,任何有组织的社会党尚不存在,他们是唯一能够起而反抗的人。到1938年10月,红衣主教因尼茨尔悔恨自己一开始就投降,于是引火烧身,敢于冒犯占领国,在10月10日写给教区教友一封公开信,阐述信奉天主教的父母有责任按其信仰抚育子女。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的罗马天主教徒也许为红衣主教的这种强硬态度所激励,很快就成立了一些各不相属的反抗组织。与此同时,在军队里,在君主主义者中,在共产党小组中也成立了其他反抗组织。共产党小组事实上从1934年起一直是在活动的。战争爆发后不久,奥地利部队就发生兵变,但都未成功。初期的领导人刚被逮捕,别人就立即挺身而出,来接替他们。
然而,盖世太保的残忍使人们小心翼翼。反抗运动在长时期内只限于这一类的斗争,如在工业生产上采取&ldo;消极怠工&rdo;,用窃窃私语进行宣传,由医生提供虚假诊断书等。到1942年第一批消息开始传到国外,说前线的奥地利士兵纷纷逃跑,奥地利的工厂多次举行罢工,示威游行,以及包括炸毁多瑙河上科尔诺伊堡港的种种破坏活动等等。1943年3月,奥地利青年联盟主席彼得&iddot;冯&iddot;阿尔贝特在伦敦宣称,许多机密报告证实了奥地利&ldo;全民的反德态度&rdo;,他还谈到&ldo;纳粹冲锋队与奥地利工人经常在街头殴斗&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