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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3章（第1页）

其后对条约的谈判情况在《概览》丛书的以后几卷中有所叙述。对奥条约的讨论是从盟国对奥委员会审议的不同标准上展开的。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讨论并不是严格限制在所提参考条件的范围之内。然而，在各管理局，特别是在赔偿管理处内，经常讨论着直接有关订约条件的问题。各国代表时常向有关的处提供谈判的消息。最后，盟国对奥委员会的存在与否显然取决于条约谈判的成败，因此谈判的进展和前景对委员会工作的速度和总的气氛有一定的影响。

还有一件事要提一下，这件事虽然与奥地利条约没有法律上的联系，但对奥地利战后的对外关系却具有重大意义。这就是奥地利和意大利在1946年9月5日达成了关于解决南蒂罗尔操德语的居民问题的双边协议。但这与盟国对奥委员会的职责无关。这里不再详细叙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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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总的看来，西方盟国在1945年夏季进入维也纳时，对前途是满怀希望的。战争期间，盟国之间尽管一直存在着许多困难，但它们决没有严分东西，互相排斥，对希特勒给予毁灭性的失败，也未有所阻挠。而且，胜利者已为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奠定了基础。这个国际368组织可望使世界牢固地立足于丘吉尔所说的合作繁荣的&ldo;广阔高地&rdo;之上。盟国委员会中的西方高级官员非常清楚，特别在维也纳，关于委员会的工作基础，要与俄国人取得一致意见，所遇到的困难是不少的。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也许因为比别人更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真实意义，对成功的前景一开始就抱着怀疑态度。在俄国人占领了格拉茨三个月之后，进入该地的英方人员，对于指望苏联军队做出模范行动，绝不抱任何幻想。他们看到的是铺着地毯的地板遭到火烧，卧房四角粪便成堆；他们听到的是当地居民讲不完的遭受奸淫掳掠的事件。然而，当时军官一级的关系一直是非常真诚的。因此一般人都希望西方盟国有可能在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一样，总的说来能与俄国人合作共事，尽管彼此之间在性格、文化和政治信念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在苏联的西方盟友之中，仍然存在着一种对俄国人民的深厚情谊‐‐他们对俄国人民英勇抗德的行动表示尊敬，《战争与和平》一版再版，西方政治家们在战时以赞扬的口气谈到苏联，这些都同样有助于友好亲善。因此委员会中的许多西方代表都盼望在维也纳工作，这不仅是为了有机会积极参加战后受到双倍欢迎的重建工作，而且还为了有缘会见苏联盟友，谈天说地，互致殷勤，了解他们对于人生的见解。不仅如此，维也纳又是欧洲的伟大都城之一，它的文化和历史传统，甚至纳粹主义和六年的战火都难以将其摧毁。奥地利人，尤其是维也纳人，乃是众所周知的乐天友好的人民，而帮助他们恢复正常生活，将是一项愉快的任务。最后，维也纳是通向其他国家或都城的大门，其历史影响几乎是同样伟大的或者更加伟大，但六、七年来却为烽烟所阻，不久就有可能从那里旅行到布拉格和布达佩斯，甚至到更远的布加勒斯特、索非亚或华沙。

在一个非常短的时期内，这些期望似乎是可以实现的。起初，人们可能对维也纳人在西方盟国到达时大量表示出来的宽慰之感熟视无睹，把许多这类表示归之于残存的纳粹主义，也可能在遇到其他情况时，满心以为俄国人的过火行为，仅仅是那种大部分来自原始的亚细亚国家的军队经过东征西战而最后结束其艰苦生涯时才干出来的。有时候，也许在苍茫的暮色中，你会看到一长列一长列的红军运输队在缓缓前进，一匹匹毛蓬蓬的矮马拉着一辆辆辘辘的大车，车上蹲着个蒙古人似的车夫，面无369表情，一声不吭。如果这种景象使你在刹那间心潮不平地产生身处异国之感的话。那未那些怪人的故事看来无疑是正常的了‐‐成百个面孔团团、皮肤黝黑的农民，穿着带有征尘的不合身的军服，在希青的小动物园内一面散步一面谈笑，在申布龙公园的草坪上按着手风琴的节拍翩翩起舞，或蹲在街头瞅着熙来攘往的行人。清晨，在英方人员驻地申布龙兵营出入口的对面，常常有一队哥萨克骑兵走过，他们穿得整齐清洁，可入画图，骑在短背壮马上，脚踏长长的铁橙。有时候夜晚在咖啡馆里，你可能和苏联军官干一杯，交谈战时的经历。在某些管理局内，苏联代表态度友好，很想了解西方的生活情况，如果你能把他们从他们的同僚那里引开，他们在私下可能谈一点本国的生活情况。但这种机会是罕有的。尽管你多次打算找出共同基础来进行个人接触，但是相识之后要再深一步发展友谊总是办不到的。结交对象本人通常是拒绝谈论任何可以称之为政治的问题，即使开了个头，东西方对于诸如&ldo;民主&rdo;之类的基本词语的不同涵义往往在一开始就产生滑稽的问答游戏。要有可能进行任何正常的讨论，就必须有一个长期的打基础的准备阶段‐‐然而对此不是没有时间，就是没有机会。

召开四方会议期间，情况也差不多。一开始就很明显，对苏联代表来说，自由谈判仅限于盟国委员会一级，下面是不存在的。的确，在各个管理局里，如果一个西方代表由于讨论过程中出现争辩而改变了论题，苏联代表莫不对之表示惊讶。如果问题是会议结束后提出的，苏联代表会十分明显地表示他认为这种改变是一开始就估计到而且计划好的。在这种情况下，谈判实际上确实是不可能的。委员会着手工作后，很快就非常明显地看出，每个苏联代表出席各局的四国例会时都带有具体的指示，经常是用书面决定的形式，对这种决定的任何修改，即使是细节上最小的修改，不请示上级，他是无权表示同意的。的确，要他同意是徒劳的，这一点很快就为人所共知了。如果在会议上运用这种或那种方法劝使他赞成了370另一种措词，而把苏联的观点用这种措词写在记录草稿中的话，他总是否认自己曾经表示过赞成，而要将他本人的意见再次解释一番，改变得和原来上级指示他使用的词汇完全一致，这时他才肯签字，虽然这种情况往往是令人恼火的，但是对他个人生气是没有什么用的。他是只能服从指示的字面意义的。显然，如果违背决定而公开表示意见，他的工作就保不住了。非常偶然的情况是，如果苏联的观点看来确乎是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上的话，苏联代表会抓住可乘之机在下次会议前请示上级，然后可能带着新的指示回来开会。但同样地他也可能不带来什么新的指示。带来新指示也好，不带来新指示也好，根据作者的经验，不管怎样他是绝不会说明情况的‐‐要么重新坚定地申述其旧的观点，要么不作任何剖白就提出全新的意见。在冷战气氛越来越占优势的时候，西方的谈判代表对于这种习以为常的情况日益熟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