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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第1页）

从“元年”概念上，何休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说法：《公羊传》“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这个“君”字是大有涵义的。对于鲁隐公，可称侯，可称公，也可称君，这里的“君”指的就是鲁隐公。“君”这个称呼，无论是天子和诸侯都可通用95——“君”之子就是“君子”，此即“君子”一词的本义——所以，《公羊传》用“君”这个有着宽泛涵义的称谓赋予鲁隐公天子之尊，而只有天子才可以改元立号，于是“《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故因以录即位，明王者当继天奉元，养成万物”。96

这是公羊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是说天命从此便由周王室转到了鲁国，或说这种天命的转移只是出于孔子假托，即“托王于鲁”，而《春秋》贬斥周王室，尊崇鲁公室，是谓“黜周王鲁”，再发展下去，鲁国的孔子便继承天命，成了无冕之王（素王），97他的这部《春秋》就是王朝宪法——不过，这宪法既非为鲁，更非为周，而是预先为汉朝准备的。汉朝尊崇孔子，这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此中深意，“按董仲舒的政治思想，落在政权、政体、政制上说的虚权，其所虚之权，乃是指‘立道’、立法、制度权。而所谓‘立道’之道，则就是国家根本的大经大法，是政权的轨道。按秦制，这些属于国家最高权力，归皇帝一人掌握。董仲舒鉴于暴秦专权之弊，通过他的素王理论明白确定地表达出，这些立道、立法、制度权，在孔子这位居于圣格的素王，也就是说，董仲舒提出素王观念作为安排政权轨道的原理，是想把这些最高权力从有冕之王处分割出来，划归于素王。素王所立的大经大法即见于‘先正王而系万事’的‘素王之文’《春秋经》。”98

“先正王而系万事”，标元年意在正始，这普普通通的“元年”两字，背后却有深刻的涵义，儒家一个重要的政治哲学理念就体现在这两个字上。

董仲舒《春秋繁露·玉英》说道：称一为元，是为重视开始。“元年”是很有内涵的，告诉我们治国之道一定要从第一步就走好，而这个治国的第一步就是正名。……《春秋》的原则，是“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99——说得很是玄妙，从一个“元”字摆正万事万物的开始，从中央而地方，最后王政大行，天下大治。其实董仲舒如此深奥的道理大略可以用两句俗话来表达，一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二是“要正人，先正己，推己及人”。

第二点尤其是儒家一贯的政治理念：经世济民，先从皇帝开始。看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直到康有为公车上书，其意图都是要直接打通皇帝路线，先从皇帝开始“正”起，然后影响到朝中大员、封疆大吏，最后才波及到草民百姓。

至于“元者，气也”这个颇具神秘主义的解释，经师们更是没少阐发。清人陈立《公羊义疏》引《汉书·律历志》：“太极元气，函三为一”，不但把“元”和“气”捏在一起成为“元气”，还和太极搅在一处，甚至还有一个好像是三位一体的神秘解释。

其实，《汉书·律历志》的这段话原本倒没有很复杂，在“太极元气，函三为一”之后，紧接着解释道：“极，中也。元，始也”，可陈立没引这段话，却另外阐发说：所谓“函三为一”，三即三才，一即乾元，三才之道都被天统摄，这就是“元”。100

三才已经很玄妙了，再加上一个“大哉乾元”的“乾元”——事情只要往《周易》身上一扯，想有个确切的解释往往就很难了。《汉书·律历志》就从历法角度解释“元年春王正月”，说历法的开始被称之为“元”，但随后不但扯上《周易》的“体元以居正”，还伴有复杂的数学运算。如此一个奥义无穷的字眼，后来还被蒙元定为国号，其出处就是“大哉乾元”。101

典籍之中很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终极概念，比如《周易》之太极，《老子》之道，无不高深莫测。那么，既然都是高深莫测、解释不清的，把它们捏在一起也就不会遭遇太有力的反对。如阮籍《通老子论》就把《周易》之“太极”、《老子》之“道”和《春秋》之“元”说成是一回事。102《大戴礼记》则以典型的儒家观念指出六经的编排都存在着“慎始敬终”的统一涵义：《春秋》之“元”，《易经》之乾、坤，《礼记》之《冠礼》、《婚礼》、《诗经》之《关雎》，都是这个意思，君子只有慎其始、正其本，才不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103

宋代，洪咨夔《春秋说》把“元年春王正月”和《周易·乾》的“元亨利贞”一一配对，说这都是“天德”，王者有了这种天德就可于天下称王，诸侯有了这种天德就可于一方称尊，《春秋》之所以一开始就写这些，是“欲其自始至终与天同运也”。104

但话不一定越大越对，另外的解释也是有的，比如南宋的《春秋》学大宗师胡安国，虽然不搞高大全，却更能深入孔子义理，他的《春秋传》（世称《春秋胡氏传》）把“元”字解释得很儒家：“元，即仁也。仁，人心也。”——“仁”是《论语》最核心的主张，胡氏之说于义理自然不错，可问题是，“元”和“仁”之间的关联怎么才能合乎逻辑地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