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艾书创办的大河磺厂,二轮承包人薛银的承包期三年。承包金,前两年偿还前任厂长欠工人工资和维修设施,后半年交了元利润给股东分红。期间硫磺价格上扬,加上本厂硫磺优质,赚了一些钱。薛银驻厂专抓生产,其妻——第四任妻子驻省城专营销。二人在省城买了一套商品房,又花了50多万元装修,一家人挺幸福的。
好景不长。
比薛银小三十来岁的妻子对他说:“找钱多少不要紧,关键的是下一代。大家拿这个国家,是全民免费教育,一直到大学毕业都是国家供给,且毕业后工作也好找。要移民去,每人要交50万美元,两夫妇要带着三儿女去,就要25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要2000万元,一辈子都找不了这笔大钱。如有亲人在那个国家,则不要钱。正好姐姐嫁的就是大家拿。姐姐答应申请移民。不过只能是我带着三个孩子可以,有丈夫不行。”
二人商量,思考一番后,决定假离婚。财产由儿女继承,将离婚证交给姐姐去办移民手续,二人仍然同居在一起。
她每月给他200元工资。人情来往按实报销。一天,她来厂上,他向她要钱。她说:给你的200元钱,不到十天就完了,算不出账来不给。他支支吾吾。原来是在厂上,寂寞时叫员工们来打扑克消遣。60多岁的人了,和年轻人们玩,眼睛又不好,即便打点小牌小惩罚,几天就把钱数光了。局驻厂代表艾欣看见薛银眼泪丝丝的样子,打了个圆场:“你说,200块钱能做什么?能嫖吗?与年轻人们玩点小牌,玩掉了!”她说:“再发100块钱给你,要细着用了!”
薛银深深感到危机严重,于是虚报开支,几个月下来,积攒了六万多元钱在临川城里买了一套商品房,以解后顾之忧。
一天,她打电话给他说,她打13万元钱到临川银行,她来后再提款到厂上。他认为机会来了,迅速赶到临川,向银行申报印章挂失。又急忙赶到省城,打算把家里保险柜里的贵重物品取走。她到临川,银行告知印章挂失。几乎同时,接到他从省城来的电话:“烂母狗,我受你奴役受够了,老子要叫你一无所有,抛衣漏食!”她一听,不对劲,联想挂失一事,迅即打电话到省城家里保姆:“快把房门小锁锁了,孩儿爸要来诛灭全家,你如放他进来,不得好死!”他掏出钥匙,开不开门,拍门打门,骂骂咧咧,保姆更认为他要杀人是真的,遂报了警。警察来把薛银带走。薛银说清是自已家房门,警察才把他放了。他急忙包个出租车赶回临川。她向银行诉说,是自己把印监放忘了。银行给她解了冻。她急忙赶到他在临川的办公室,钥匙换了,开不开门,就用那愤怒的脚踢开门进去,撬开抽屉,没有现金,只有那个房产证,收走后,迅即离开返省城。
薛银回到临川,一看,资金没有了,房门坏了,房产证没有了………一切没有了,瘫软坐地,变成自己才真正是“一无所有、抛衣漏食”了。出租车司机催着车费,他只得向艾书借200元打发了司机。
她打来电话。他以为有可能重归旧好。但听到电话那头:“老娘要叫你沿街乞讨,死无葬身之地!”电话挂了。
薛银没有资金,心灰意冷,放弃大河磺厂的续包。
大河磺厂公开招标,陆显以连包三年,每年5万元的承包费,成了大河磺厂第三轮承包人。
前两年承包费如数兑现。第三年遇到了麻烦。
树前街上有一居民把大河磺厂告到树前法庭,说第一轮承包人“借过他一车皮60吨硫磺未还,需现任磺厂法人归还”。法庭立案,开庭审理。艾书作为大河磺厂董事长,请律师出庭辩护。律师认为:第一,前轮承包人借硫磺是个人行为,不应由现法人承担;第二,借货欠款期已过五年,远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但上级法院还是下了判决:“由现磺厂偿还借货,货物按当时价格650元吨,折款元。大河磺厂在判决生效之日起,30天内兑付完毕。”
这一年的磺厂承包费,股东只得元分红。
屋漏偏遭连夜雨,船破又遇迎头风。
地区乡镇企业投资公司出来了,有依有据:第一轮承包首年,大河磺厂在该投资公司借贷12万元作流动资金,到现在加上利息,本息合计18万元。股东愤愤不已:“说什么承包?这是将你的骨头熬你的油!”
艾书主持股东大会,讨论第四轮承包。会议上,股东有主张继续发包的,有主张出卖的。投票结果,81%的股东主张出让。艾书发出出让招标通告。先后有5人投标。投标报价最低的是时任厂长。但镇党政领导说:换法人,工作很麻烦,现任法人有群众基础,产供销路理顺的,如换他人,处理衔接事务,市乡企局与树前镇,各派出1至2人帮助上路。对等原则:局里去正职,镇里去正职,局里去副职,镇里派副职。这是个难题:局是一正三副,镇是四正六副,局里怎派出人?只得与现任法人谈判,几轮下来,现任法人只能出到28万,远低于他人报价,但还是尊重地方政府意见。
艾书分红一万五。股东认为艾书为这个厂付出太多,给其总补贴六千,总共收进囊中二万一。
这时,艾书用前几年的磺厂分红和在市乡镇企业煤炭协会任秘书长的一年6000元的补贴,把法院为赖达骗财而划走、让艾书背上的元全部还清。
艾书的债务就只是那笔四万元未处理的被骗公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