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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章（第1页）

日军在一个月内施放毒气的统计据时代出版社1938年出版的《日寇暴行论》一书对1938年9月一个月的统计，从1日开始至29日为止，日军即施放毒气60余次。具体情况见下表（此表为该书所列）。

《新华日报》揭露日军使用毒气的罪行据《新华日报》1938年6月3日报道，侵华日军在安徽蒙城大肆使用毒气弹。

报道说：津浦南段自昨日起，敌分两路进犯。一由学城南犯，一由定远西侵。1日下午4时，蒙、凤交界之罗集，发现敌骑300余，有窜入集铺模样。凤台北边境界沟集、薛家集一带有敌1个联队，残杀民众，搬运粮食，并砍伐高粱。界沟集东北各村庄，发现敌骑兵联合之敌600余人。上述各处敌军均已与我接触，并发生激烈战斗，而尤以罗集、界沟集一带战况为最烈，敌以坦克车、大炮之火力集中向我射击，我将士均奋勇异常，与敌搏斗，我敌均有重大损失。西侵之敌分为两路，一路于1日下午3时向洋店、楼子店、前后营、武店、王家湖一带（在怀远东南）进犯，计有诸兵联合之敌1500余人。我始终确保阵地，与敌激战。敌受我打击，死伤甚重，旋敌无法进展，乃竟以毒瓦斯弹向我袭击，我守军遭其毒害，死伤500余人。

上述事件，在正面战场到处都有，日军战俘也多有供述，连他们自己都感到这是对中国军人的&ldo;虐杀&rdo;，是&ldo;罪行&rdo;。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以八路军和新四军为代表的中国广大军民，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展开了艰苦卓绝、前赴后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战场是世界反对日本法西斯的主战场，中国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在中国战场上又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解放区军民坚决的抗日活动，遭到日本侵略军的疯狂进攻，军事扫荡、&ldo;三光&rdo;政策，都是发生在解放区的暴行。在扫荡解放区的作战中，日军恣意使用化学武器，犯下滔天罪行。

在山西持久实施化学战&ldo;七•七&rdo;事变后，日军全力进攻华北。山西成为敌我争夺的前线，也是侵华日军化学武器的实验场。

1938年4月11日，日本军部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即向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寺内寿一和驻蒙兵团司令莲沼蕃下达在山西使用化学武器的命令：大陆指第110号指示根据大陆令第39号及第75号具体指示如下：一、在下述范围，可以使用红筒、轻迫击炮红弹（1）使用目的在扫荡盘踞山地一带敌匪时使用。

（2）使用地域山西省及与之邻接地区。

（3）使用方法要特别注意尽量与烟幕弹混用，对使用瓦斯的事实严格保密并不留痕迹。

二、按附页规定交付红弹和红筒昭和十三年四月十一日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阁下驻蒙兵团司令官莲沼蕃阁下为什么侵华日军要首先在山西境内实施化学战呢？因为，第一，山西是八路军抗日的主要战场；第二，山西有太行山、恒山、黄河等自然屏障阻隔，与其他省份处于隔绝状态；第三，便于使用化学武器，也便于保密。

同年7月，华北方面军第1军第20师团在晋南肃正作战时，开始大规模实施化学作战。1939年5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指令在山西使用杀伤力更强的黄剂。黄剂即芥子气，属于糜烂性毒气，对人畜危害极大。根据日本军部的指令，此种毒剂主要用于偏僻地区，以在实战中试验其效能。真正大规模使用黄剂是在1940年8月至12月的&ldo;百团大战&rdo;时。日军以山西为主战场，对集结了40万兵力的八路军，使用了包括化学武器在内的各种战力，进行猛烈反击。日军在华的化学战由此进一步升级。

侵华日军从百团大战中真正认识到了八路军的力量。为了报复，日军在太行山区对八路军根据地展开了猛烈的扫荡。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尸横遍野，其中，有相当多的生命是被化学武器毒杀的。

据不完全统计，侵华日军在山西共实施化学战301次，具体情况如下。

侵华日军违反国际公约，在解放区和游击区恣意使用化学武器，由此可见一斑。

叶剑英参谋长痛斥日寇使用毒气1944年7月22日，针对侵华日军当局公然否认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时任第18集团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发表声明，痛加批驳。《解放日报》全文报导如下：18集团军叶参谋长痛斥日寇使用毒气本月15日，日寇&ldo;中国派遣军&rdo;当局否认曾在华使用毒气。本日，18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发表声明驳斥之，并向全世界人士控诉日寇几年来在我敌后根据地滥放毒气，毒害我抗日军民之罪行。据称：日寇历来施放毒气，铁证如山，而它竟抹煞事实，说什么&ldo;皇军信守道德，不仅在过去无此事实，即在将来，只要敌人不使用毒瓦斯，皇军决不会采用&rdo;。可谓无耻已极。查数年来日寇在敌后战场使用毒气，据不完全统计，已不下数十次之多。举其大者，如1939年4月24日，冀中河间战斗，敌一个联队被我包围痛击，行将全部被歼，乃无耻施放毒气，我军指战员在毒气弥漫中，仍猛烈冲杀，是役我贺龙师长及王震旅长，均曾中毒负伤。百团大战中，敌寇每于作战不利施放毒气，前后共达11次之多。1940年8月21日，敌在平定战斗中使用毒气，我中毒官兵40余人。同日，敌在武乡西故县战斗中使用毒气，我中毒官兵百余人。1940年8月23日，敌在阳泉以西独峪战斗中使用毒气，我旅长范子侠、旅政委赖群绁（即赖际发）等百余人中毒。1940年8月29日，敌在阳泉桑坡头战斗中使用毒气，我旅长陈锡联、旅政委谢富治、参谋长曾绍山等以下百余人中毒。1940年9月25日，敌在榆社战斗中使用毒气，我旅长陈赓、参谋长陈希汉以下200余人中毒。1940年9月21日，敌在丰镇以南破鲁堡战斗中放毒气，我官兵20余人中毒。1940年9月20日，敌在忻口车站战斗中使用毒气，我中毒官兵数10人。1940年10月2日，敌在辽县王景村战斗中使用毒气，我中毒官兵300余人。1940年10月16日，敌由军渡炮轰宋家川，其中有毒气弹70余发，我中毒官兵80余人。1940年11月9日，我大青山支队在柳树液村与敌伪200余激战，敌不支放毒，我官兵20余人中毒。1940年11月6日，敌在武安阳邑激战中使用毒气，我旅长尹先炳等以下40余人中毒。1942年5月敌寇大举&ldo;扫荡&rdo;太行区失败撤退时，在各地民房炕上、床上、桌凳上亦涂抹毒气液体，我军民中毒者颇多。据不完全统计，自1937年9月至1940年5月止，三年中八路军仅中毒官兵即达10475名。敌寇此种惨无人道之兽行，不仅用以毒害我武装部队，而且毒害我手无寸铁之民众。如1941年敌&ldo;扫荡&rdo;冀中时，在定县南部之北疃村毒死我同胞八百余人。1941年1月25日，敌在冀东丰、滦、迁之潘家峪，毒死与杀死我同胞1033名。1943年11月19日，敌荒井部队在北岳区阜平老虎窝山洞中，毒死我避难同胞10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