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君性格仁懦,这是在盛世雄主之后的最大不幸,往往一个强国会因此在几年之间就滑向没落。然而天祐大唐,选出了武则天这样一个强势人物,可以继往开来。
她辅政后,对内的人才制度改革与对外的用兵方略,都证明她决非一个只知揽权的庸人。
她之所以在千百年后仍遭人非议,并非真的是什么红颜祸水。某些舆论所攻击她的,无非一是任用小人,二是女人干政,三是滥杀亲族。
关于这些,我将在后面的叙述中,一项一项为她辩明。
武则天的一生,至晚年权力达到顶峰。
在华夏历史上最强盛、最完美的一个朝代中出了一个真正的女皇帝,这使得很多&ldo;正统人士&rdo;无法直面。只有诽谤之、贬低之、妖魔化之,否定她开辟唐朝盛世局面的历史功绩,方能泄他们的心头之愤。
但是愤怒不等于有理。从武则天从政后的总体表现看,她并不是一个品质卑劣之人;她的冷酷,往往是出现在维护皇权的关键时刻。
在她的观念里,皇权强盛,就是帝国强盛;所以她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就是巩固皇权‐‐不管是李家的,还是她自己的。
凡是与此抵触的,就要无情地扫荡之。
抓住这条脉络来分析她的行为,一切表现在她身上的悖缪、冷酷、矛盾,就都有逻辑可循。
比较能说明问题的,是在用人方面。武则天有一个使用&ldo;小人‐‐酷吏‐‐良臣&rdo;的曲线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先糊涂、后清醒,而是完全由政治情势所决定。
武则天以皇后身份辅政、主政乃至最后大权独揽,这些行为触犯了正统的儒家礼法,必然会遭到士大夫阶层的&ldo;制度性抵制&rdo;。人心、舆论先验地就把她摆到了邪恶的位置上,&ldo;正人君子&rdo;不会主动依附她、支持她,这就迫使她起用小人或者品质有争议的人来为新政开路。但是,即使是对小人的使用,她也始终处在操控的地位,不会为小人所左右。小人们的角色,不过是揣摩她的政治意图,充当一个工具而已。
当政权稳操在武则天手中以后,这些小人、酷吏便失去了作用,她就会顺应人心将他们毫不留情地抛弃。这样的例子不止一个。
武则天是一个继太宗之后掌握大唐命运的英明之主,而不是能被阿谀奉承灌昏了头的庸主。臣子孰优孰劣,她心中自有一本帐,或者说这是她始终注意思考的问题。
当后来她登上权力顶峰并巩固了体制之后,所用之人就基本都是&ldo;正人&rdo;了。当然,她的悲剧也在于此:&ldo;正人&rdo;从内心是不能接受&ldo;女主当国&rdo;这一违反儒家传统的情形的,因而她最终没能逃脱儒家体制的铁掌‐‐被&ldo;自己的队伍&rdo;戏剧性地剥夺了权力。
千年的传统,惟有她一人能将其成功打破,但是她还是遭到了传统体制的最后一击。
她人生曲线的这样一个起伏,仅与&ldo;体制&rdo;有关,而与私德无关。
正因为高宗黯弱,当不起维护皇权的重责,才有武则天走到皇帝的身后,进而从幕后走到前台。
我们不要忘了,所有关于武则天的精彩大戏,都缘于这样一个历史的节点。
武则天驭下,注重的是量才录用。但对于所器重的大臣,也决不是无原则地袒护纵容。尤其是,她对拥立功臣虽怀有感念之心,但一旦他们闹过了头,处理起来也相当严厉。
东征高丽时的北路援军统帅任雅相,就是武则天一手提拔起来的将才。任雅相治军有方,赏罚严明,全唐朝的军人都知道。东征中,任雅相不幸病死在鸭绿江边,武则天为之叹惋不已。
显庆四年(659年),武则天听说支度尚书卢承庆才堪大用,便建议将他提拔为宰相,仍兼原任尚书。卢承庆是个经济学奇才,早在贞观时,太宗有一次问他历代户口之数,他竟一口气从夏、殷上古时代一直讲到隋朝,听得太宗目瞪口呆,嗟叹不已。
但卢承庆出任宰相后不久,在度支尚书的工作上出了纰漏,因未能征足赋税受到御史台官员弹劾。高宗觉得此事不好处理,因为卢承庆是武后建议提拔的,出任宰相的时间还不到一年。
武则天闻知后,请高宗按章办事,对大臣要功过两分清,不要看她的面子。于是,下诏将卢承庆免职以示惩罚,后又考虑其才干起用为润州(今江苏镇江)刺史。
当时的左相许圉师,位高权重,政绩出色。其父许绍是高祖李渊的少伙伴,在高祖、太宗朝都是重臣。武后对许圉师相当尊重,曾屡次登门求教。龙朔二年(662年)冬十月,许圉师的儿子许自然在游猎时踩踏了农民的庄稼,与田主起了争执。许自然不仅不认错,反而发响箭吓唬人(一说误杀一人)。许圉师隐而不奏,只想对儿子杖一百就算了事。
事主不服,一状告到了司宪台(中央监察机关),司宪大夫杨德裔不敢过问。
时任西台舍人的袁公瑜,叫人写了一封匿名信告到了高宗那里。武后权衡此事后,建议高宗要严惩。
高宗便把许圉师叫来质问:&ldo;圉师为宰相,侵陵百姓,匿而不言,岂非作威作福!&rdo;许圉师辩解道曰:&ldo;臣位居中枢,向来以直道事陛下,不能悉得众人之心,故为人所攻讦。至于作威福者,或手握强兵,或身居重镇;臣不过是个文吏,奉事圣上,惟知闭门自守,何敢作威福!&rdo;高宗立刻发了火:&ldo;你还恨手中无兵么!&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