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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第1页）

当然，面对这窘迫境地，宋庆龄自也不会听之任之，她在日益思念钟兴宝的情况下，与张钰多次商量，保持着与远在苏州的钟兴宝的联系，她们期望着兴宝尽快养好身体，早日归来呢！

一番鸿雁传书后，1973年5月5日，宋庆龄终于向钟兴宝发出了召唤令：&ldo;有可能来上海一个礼拜吗？&rdo;于是，钟兴宝不待病体痊愈，在接到宋庆龄的这封来信后，一人来到了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然而，钟兴宝&ldo;上当&rdo;了，她这一回来了，就不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的事了，而是宋庆龄的命令&ldo;再也不要离开我了&rdo;。

杜述周见到钟兴宝，这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悬着的心才落回了原处。

从此，钟兴宝便真的再也没有离开过宋庆龄，直到她1981年与世长辞。

然而，兴宝的病体始终没痊愈，她经常要卧床不起，不能工作。于是，兴宝把家乡的那位外甥媳妇介绍到了宋庆龄身边，这就是后来被宋庆龄与邓颖超亲昵地唤做&ldo;阿金&rdo;的顾金凤。

不过，顾金凤毕竟不是政府指派的人员，尤其是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里，杜述周更是轻易不敢启用。为此，事先他曾亲自出马，两下苏州，来到吴县农村光福公社舟山大队顾金凤家中，对这位兴宝阿姨亲自介绍与大力推荐的农村妇女进行了现场考察。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是一座有着两千五百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它以其旖旎的自然风光、丰饶的物产资源、众多的文物古迹、精湛的园林胜景及传统的水城风貌与纯朴的民情风俗而驰名海内外。然而，公务在身，总是有着强烈的事业心的杜述周无暇浏览这座&ldo;人间天堂&rdo;，而是一路颠簸，踩着崎岖的乡间小道，与几位身穿军装的解放军战士一起，来到了位于太湖边的顾金凤家中，假作一群偶尔路过的驻军战士，坐在顾金凤的客堂中，围看正在绷子上飞针走线绣着花的顾金凤。

时年三十七岁、膝下有着五个阶梯高的孩子、不幸中年丧夫的顾金凤，以她的纯朴和善和心灵手巧，很快通过了杜述周的暗中考察。杜述周回上海后，把考察所得如实向宋庆龄作了汇报。宋庆龄一听，当即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ldo;苏州人，我就喜欢苏州绣娘。粹缜的娘娘（姑母）沈寿就是苏州的一个有名的绣娘，当年她绣的花还被当做礼品，送给慈禧太后，还在世界博览会上得过金奖呢！&rdo;

所以，当杜述周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考察时，公文包里已带上了时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马天水写给吴县革委会头头的亲笔信，与当地公社、大队办理调动手续了。

杜述周的考察果然准确，顾金凤来到宋庆龄身边后，很快以她出色的工作获得了宋庆龄的首肯，并比介绍她进门的舅婆还要先吃上&ldo;皇粮&rdo;，成为了由机关事务局发放工资的正式职工，而且一直到宋庆龄逝世后还留在孙中山故居继续工作。

其实，顾金凤吃上&ldo;皇粮&rdo;，也是有违宋庆龄本意的，因为宋庆龄当时的500多元工资，实在是不够李燕娥、钟兴宝两人的工资及一些日常生活开销的，她只得给国家&ldo;增加些负担了&rdo;。

家中的生活总算稳定了，但江青集团对宋庆龄的干扰却始终没有停止过。1976年1月，于1967年被迫停刊的《中国妇女》杂志总算在宋庆龄的强烈抗议下复刊了，但是，试刊第一期，就又受到了江青集团的无理干涉，使得宋庆龄义愤填膺，并第一个为他们下了&ldo;可怕的四人帮&rdo;的定义。

这恐怕是全国发出的第一句对&ldo;四人帮&rdo;的怒吼声，因为这时候距1976年10月6日粉碎&ldo;四人帮&rdo;还有九个月的时间。

《中国妇女》是宋庆龄长期以来一直予以密切关注的一份全国性妇女杂志，它创刊于1949年10月，当时，毛泽东曾先后为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妇女》杂志创刊号题了词，号召全国妇女&ldo;为增加生产，为争取民主权利而奋斗&rdo;、&ldo;团结起来，参加生产和政治活动，改善妇女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rdo;。从那时起，中国妇女杂志社就一直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蔡畅、邓颖超和康克清三位大姐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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迂回斡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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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1966年&ldo;文化大革命&rdo;开始后，由于江青集团的干扰与破坏，被迫停刊。直到1976年1月才复刊。当时，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不幸逝世，中国妇女杂志社编辑部的同志们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特赶制了周总理的遗像和邓小平同志致的悼词作为插页，以表哀思，却被江青集团强令抽掉了。这怎不使宋庆龄义愤填膺，继而感到与江青集团的斗争还在继续？

她就是在那个时候为江青集团下了&ldo;四人帮&rdo;这个定义，并准确地预测江青集团终将多行不义必自毙：

&ldo;是的，我真为邓大姐感到骄傲！她看上去比以前年轻了，好看了。也许现在她认识到生命是不能永恒的。

每个人都在分担她的损失，除了&lso;可怕的四人帮&rso;以外。

只要时机一到，他们必将得到应有的惩罚。&rdo;

&ldo;杜同志，我又要去上海了，因为那里有急事要我处理。北京家里的事就都交给你了。有事，仍按原来的方式联系吧。&rdo;宋庆龄受不了北京江青集团的飞扬跋扈，也&ldo;迫切地需要从我们最近遭受的震惊和痛苦中解脱出来（见宋庆龄1976年2月24日致爱泼斯坦一信）&rdo;，一办完公务，就又准备回上海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