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朝鲜战争(4)
亲爱的惠勒先生:我借此机会写信告诉您您儿子的具体情况,我和他是好朋友,曾经一起度过人生中最黯淡的一些日子。约翰和我是在同一天被俘的,不过不在同一个地方。在我们的营队后撤时我负责掩护,并保护伤员安全撤离。执行这一任务时,我们一些人被敌人包围了。我们人少,弹药也不多,但还是坚持了一个半小时,打退了敌人3次进攻,保证了营队的安全撤退。我是军士长,是营里的向导,我带着我们弹药库和补给库的地图,还有全营的人员名单、武器统计。我不能让敌人得到这些材料,所以我决定隐瞒自己的身份,直到能有机会毁掉这些材料。几天后我成功地毁掉了它们,同时决定就把我的身份隐瞒到底。被俘第二天,我们被带到一个战俘营,在那里我遇见了您的儿子,约翰?惠勒中士。我们在那里被关押了两天,之后沿前线从一个地方被送到另一个地方。我觉得他们是在用我们来鼓舞士气,他们让我们走来走去,就是为了向士兵们表明,美国人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一样会被打死,会被俘虏。我们吃的东西很差,一天能吃到两顿饭,是磨碎的小米和小麦,或者一小碗米饭,或者是高粱米。我们只有走到溪流边或者水稻田边,才能有水喝。疾病和肮脏的环境在这里变得很正常。谈不上任何卫生条件,我们身上都长了虱子和各种寄生虫。很快就有人倒下了。中国人把我们每11个人编成一个小队,您儿子是第一队的队长,我是第九队的队长。6月13日,我们到了一个休息站,要在那里停留几天。在这里人们把您儿子和我同其他战俘分开。我想是因为,他们知道了我上过几年大学,也知道您儿子的英语讲得非常好。我们被带到山里很远的地方,那里朝鲜人的房子很少,甚至没有大路,只有羊肠小路。他们把我们留在这个指挥部,让我们帮他们学英语。附近的中国部队的人时常到我们这里来,和我们谈话,问我们各种问题,比如我们家庭的情况、美国的情况、我们在军队里的情况。约翰和我面对大约200名中国人。我们和中国普通士兵一起吃饭,他们的任务是保证一条运输线的安全(大约15英里),把大米或高粱运到部队。由于我们总要走山路,总走在石头和岩石上,我们的靴子很快就被磨坏了。约翰穿的是12号军靴,中国人给他胶鞋穿,却发现没有他那么大号码的鞋。我穿的是8号军靴,所以他们给我找了双我能穿的运动鞋。之后整个7月我们都在警卫的看守下扛木头,挖工事。我们都很虚弱,我这时的体重不到100磅,约翰也不到115磅。但他们还是让我们干活,说不干活就没有饭吃。他们有枪,我们没办法。在干这些重体力活时,约翰还染上了一种皮肤病。他的手背、鼻子、耳朵后的皮肤都变成了深褐色,皮肤下会流出黄色的液体。我们都分到了一小管硫磺药膏,的确能起作用,但我们的药很快就用完了。他们不愿意把自己的给他。他们怕被传染,让我们吃饭时和他们分开。1951年8月6日,中国人和我们说,他们要把约翰带走。他们说有个地方有不少美国士兵,有很好的中国医生和药品。约翰和我在一起这么久以后已经成了好朋友,我们经常谈起我们的家人和朋友,我已经很熟悉您和他妹妹,感觉你们就像我自己的亲人一样。我认为约翰会希望我这样坦诚地给您写信,告诉您一些细节。您和您的家人也应该知道这些。我发自内心地为您感到难过,约翰是我最好的朋友,是一个人能交到的最好朋友。这样,8月6日,约翰在3名警卫的押送下离开了我。3天后,警卫们回来了,说已经把约翰安全地送到了那个战俘营,他立刻被送进了医院。约翰离开时把他最珍贵的东西留给了我。我被俘时身上没有《圣经》,他把自己的留给了我。他觉得,我以后要独自留在这些中国人中间,没有人可以交谈,没有什么会让我怀想起我们伟大的国家,因此我更需要这本《圣经》。我非常感动,他和警卫们离开时,泪水在我眼眶里打转。当他的身影消失在山后,我不再压抑自己的感受,我忍不住哭了,因为我不得不与这样好的朋友分离。我感觉好像失去了一生的伴侣。我独自留在这些人中间,一直到1951年11月11日,我也被送到了约翰曾被送到的战俘营。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但由于附近有矿,所以都把这里叫做矿坑营。战俘都已经被送到后方,我们在这里的人很少。又来了一批新的战俘,我们都被装上卡车,送到后方。我在1951年11月18日被送到苍松1号战俘营。约翰应该是在8月8日被送到矿坑营的,苍松战俘营里的很多人当时都还在矿坑营。我到处询问,有没有人听说过或者见过约翰。但他们告诉我,那里所谓的医院不过是死亡之屋。被送去的人中也许100个能有一个活着的。有人记得,那天似乎有个叫惠勒的被送到战俘营,然后立刻就被送进了那个医院,没多久就死了。现在虽然没有确切证据,但我觉得这很可能是真的,因为几百名美军士兵被埋葬在矿坑营。只要多一点食物,多一点药品,他们很可能仍然活着,并将回到家人身旁……我仍然带着约翰的《圣经》,我想把它寄给您作为纪念。我已经读过很多遍,它给我带来了莫大的鼓舞和力量。但作为他的亲人,您比我更有权利拥有它。所以如果您愿意给我回信,我想把它寄给您。我把它保存得很好,平时一直把它包起来,以免被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