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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6章（第1页）

第四部分朝鲜战争（20）

走到这危险的一步的是我，不是他。对我来说，似乎除了自我毁灭，再没有什么能确定我和其他人的意义。阿尔杰清楚他的斗争在历史层面上的意义，清楚自己必须做的是什么。我也想到了这些，只是个人的理解不同。我们时代的历史似乎被简化成了由若干符号构成的等式。阿尔杰把符号的值解读成人类的希望、人类的救赎，等等，而我把同样的符号解读成人类的黑夜、人类的罪恶，等等。我们知道的是同样的等式，同样的数学原理，我们都是数学家，而多数旁观者只会简单的算术。所以公众对他和我的动机感到困惑。正因为此，拉尔夫?托莱达诺在最近写的《一代人的伤悼》说，美国人和公众都不知道希斯案件的内容。人们也不会知道，在一些可怕的关头，当我的勇气几乎无法承受时，我会告诉自己，&ldo;这种努力是为了图卡柴夫斯基和他的小女儿‐‐在他被打死后几天，她自己上吊死了。她才6岁。这努力还是为了无数其他遭此厄运的人。&rdo;这样想并不是为了复仇，尽管复仇的思想有时会让人坚强一些。关键问题在于这些人被强大的力量打败了，我们要在这力量毁灭所有人之前将它战胜。您还记得布哈林1在法庭上所说的吗？&ldo;当你问自己&lso;如果必须死亡，我应为什么而死&rso;时，你眼前会突然升起绝对漆黑的虚空；而当你对自己说，&lso;很好，假设你不会死，假设奇迹出现让你活下去，却把你和所有人完全隔绝，你是人民的敌人，没有人的地位，你失去了一切生活的意义，那你又是为了什么而生？&rso;你会有同样的答案和感受。法官大人们，在这样的时候，个人的一切，一切敌意、骄傲等感受，都在坍塌消逝。&rdo;通过希斯一案，我可以说，我听到了布哈林被世界遗忘的话语，绝对漆黑的虚空并不存在，勇于斗争的人们仍然有斗争的可能。我过去就清楚这点，希斯也一样。我们都知道，斗争刚刚开始。它只是我们上一次谈话的继续。在距离这个时代冲突中心最远、对这斗争所知甚少的地方，希斯和我这样的两个人会在公众面前继续我们的斗争，历史上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难以置信。我们两个人都不想这样，我们每个人骨子里都不希望这样。但我们都在历史无限复杂的网中。我们在听证会上时我说：&ldo;他和我都陷入了一场历史悲剧。&rdo;我们都生错了时代。我属于已经结束的革命年代，他则是热月党的年代。您看，我现在已经不像在写信了，而像在流血。我这样是因为我感觉到您会重新回到这些历史事件上。那时我或许已经不在了。我的一些评论或许会对您有所帮助。我重复我开始所说的，希斯案件是历史的缩影，它反映的是根本的冲突。阿尔杰和我都是原型，因此才有了希斯案件。尽管他和我分属不同的派别，但如果他和我不曾成为革命的角斗士，如果我们不了解问题的关键所在，不曾争斗，希斯一案就会成为另一场闹剧……（此信后面的内容丢失）在苏联上空被击落后，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从莫斯科写给家人的第一封信。1960年5月1日到苏联领空执行任务前几个小时，u－2间谍飞机飞行员弗朗西斯?鲍尔斯把一枚银币放进了他飞行服的口袋。这并非是希望自己有好运气。每个飞行员都发到了这样的硬币，上面都含有剧毒物质。一旦他们被捕，或者有被拷打的危险，他们可以自杀。这当然不是强制性的命令，而且中央情报局认为，这种影子飞机如果真被防空炮火击中，飞行员生存的可能微乎其微。飞机飞行在几千英尺的高空，处在苏联防御系统之外。他们连续4年拍摄重要的民用和军用设施，没有飞机失踪或者被击落‐‐直到1960年5月1日。在苏联境内3000英里处，一枚地对空导弹击中了鲍尔斯的飞机，飞机开始旋转。鲍尔斯跳伞后安全降落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田地里，被苏联人监禁起来。这一事件的发生很有戏剧性，因为两星期后，艾森豪威尔总统即将在巴黎与赫鲁晓夫举行四国首脑会晤。美苏的关系本已缓和，因此事重又陷入紧张局面（会议虽然召开，但由于艾森豪威尔拒绝就u－2侦察机事件道歉，赫鲁晓夫退出会谈）。在被关押3个星期后，鲍尔斯获准给在肯塔基的父母和妻子芭芭拉写信。爸、妈，你们好：我获准给你们和芭芭拉写封信，我已经给芭芭拉写好了一封信。我真心希望你们现在什么都好，我很害怕你们会为我担心。妈妈，你一定好好照顾自己，相信我，他们对待我比我预想的要好得多。我吃得很多，睡觉也很好。我还有很多书可以读，如果不下雨，我每天都可以出去散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所以你们没必要太担心。爸爸，照顾好妈妈。别让她太操心了，因为那于事无补。我想你们知道我现在处境够糟的。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只知道他们会继续审问我，然后会对我进行宣判。我会因为间谍罪受到审判，他们给我读了法律条文，间谍会被判处7到15年监禁，有些情况下则是死刑。我不知道我符合哪一种惩罚，那要由法庭来决定。或许我应该告诉你们，我可能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但我想你们会知道事实。我很难过，很抱歉。我带给你们这么大的痛苦和忧虑。

第四部分朝鲜战争（21）

我刚被带到莫斯科时一点胃口也没有。我只会想着你们和芭芭拉，想到你们的难过和担忧。我真很难受。我从飞机上跳伞时，右胫骨受了点擦伤，眼睛青了，此外我很健康。一位女大夫给我的伤做了处理，现在我很好。5月2日他们带我在莫斯科转了转。我很喜欢这里，这是座美丽的城市，居民看起来都对自己的城市感到骄傲。听说报纸上登了好多有关我的消息。他们还说，有份报纸上登了篇文章，说爸爸您想得到准许来看我。他们说，如果美国允许，您可以到这里来看我。我想您还是等到审判结束，我知道结果时再做决定。我不想让您花费那么多到这里来看我，虽然我很想见到你。我给芭芭拉的信也是这样说的。替我向家里其他人问好，告诉他们我很好。我知道你们为我担心，但我不希望你们太担心。真的，他们对我很好，比我想的要好得多。你们可能以为我受过不好的待遇，但真的没有。天黑了，我该上床睡觉了。我盼望你们的来信。我在这里真有些孤单，虽然我的空闲时间基本都可以用来读书。我想念你们。你们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别太担心了。别忘了，我爱你们，我非常非常想念你们。但愿上帝保佑你们，让你们一切都好。儿子弗朗西斯1960年5月26日写于莫斯科31岁的弗朗西斯被判处10年监禁。1962年，苏联人用他和美国交换间谍鲁道夫?埃布尔，他回到了美国。在猪湾事件之后，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告诉朋友乔克?惠特尼，美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支持肯尼迪总统。1961年1月，一个寒冷的冬日，约翰?肯尼迪总统在就职演讲中说：&ldo;我们要让每个国家都知道，为确保自由的存在和自由的胜利，我们将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重负、迎接任何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抗任何敌人。&rdo;他并非说说而已。1960年11月，肯尼迪当选总统，不到3个星期后，他开始和幕僚策划如何推翻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共产党政权。1959年初，31岁的卡斯特罗推翻了巴蒂斯塔的独裁统治，成为古巴领导人。就连肯尼迪也承认巴蒂斯塔的政府是&ldo;野蛮、血腥的暴政&rdo;。1961年4月17日，大约1500名受过中央情报局训练的古巴流亡分子从尼加拉瓜出发，在古巴猪湾登陆，准备发起叛乱。他们没有得到美国允诺过的海空支援，几乎没有离开海滩，就被卡斯特罗的武装轻易歼灭，很多人被杀。一个幸存者给他的美国联系人发电说：&ldo;我陷入了泥沼。我不能等你了，先生，你真他妈的是个混蛋。&rdo;对于年轻的肯尼迪总统来说，这一事件是场灾难，大大影响了他在公众中的声誉。他向自己的前任艾森豪威尔征求意见。4月22日，两人在戴维营共进午餐。几天后，艾森豪威尔给老朋友乔克?惠特尼写信，表明自己对此事的看法。个人信函；绝密亲爱的乔克：和你通过电话后，我担心没能清楚地表明自己的观点，所以现在提笔给你写信。我认为，在国家出现危机的时候，比如在当前，所有美国人更应以团结统一的姿态面对世界，而要做到这点，我们必须支持法定的国家领导人。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盲目地赞同每一外交策略或行动计划，而是说我们任何批评的声音都应具有建设性和助益，如果可能也应表现出信任，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肩负起的责任。我说过，这是出于公民责任的基本考虑。我们都支持在我们的半球上驱除共产主义，但是，不到适当的时候，我们无法知道对古巴行动的具体方法、时机和其他因素。除非我们对此能够确知，否则我们无法表示赞同或反对。当局已经说过，军方人士应该从外部观察形势，并从行动中吸取教训。我认为，还应该加上一点，就是使一切公开，虽然我也并不能确定这样做的结果。但是如果您认为有此必要，我们在这种时候可以对举措的明智与否进行评判，并对事件予以报道，我看不出不这样做的道理。您可能记得在u－2侦察机事件中，报纸和政界的评论一直很尖刻，而那一事件不论在程度与意义上都无法和此次在古巴的行动相提并论。或许是由于当前的政府刚刚组建，编辑和政治家们都为它找借口，认为它缺乏经验，态度从而也温和得多。不论原因是什么，我都感谢他们温和的态度。我们不能以多种声音对世界讲话。我们将有足够的时间，让公众知道全部事实并表达个人和团体对此的看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意志和灵魂将屈从于任何个体或任何一种观点。我相信，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采取的态度不会是无益的分裂，我们不论在表面上还是在实际上都会团结起来。这样，在对此次行动的讨论中，时机的把握就具有重要意义。独裁者巴蒂斯塔在古巴当政时也是我们的眼中之刺。尽管他表面对美国很友好，但我们多年来的政策一直是尽力在拉丁美洲建立能够代表人民意愿而不是压制人民的政权。因此，当卡斯特罗开始在山里领导斗争时，我们都希望他能胜利。我们只是担心两件事情，首先是担心他会建立一个隶属共产主义阵营的政府，第二是担心他会和拉丁美洲国家过去的做法一样，在当地建立起他自己的独裁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