钊先生手上。
我们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十日左右到达广州。当时的广州并看不出甚么新气象,街道上除
多了一些红绿标语而外,长堤一带仍布满了&ldo;谈话处&rdo;1。大家忙着大会的筹备工作,宴会
非常频繁,情况有点像大家庭办喜事一样。
我和李大钊先生到达广州的第二天,孙中山先生便在设于士敏土厂的大元帅府接待我们
和另外新到的十几位代表。孙先生将他亲笔拟订的建国大纲给我们传观,征询我们的意见。
我当即起而发问:&ldo;先生这个大纲第一条规定:&lso;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
设中华民国&rso;,不知道在这种硬性的规定之下,是否允许其他党派存在?&rdo;孙先生听了我的
话之后,不置答覆,转而征询其他在座者的意见。叶楚伧表示,这一个大纲是经孙先生长期
研究而写成的,其中一切问题必有妥善解决办法,我们如能详加研究,便可获得深一层的了
解。李大钊先生表示待他详细研读之后,再行提供意见。于是,我们的谈话便转到交换消息
以及其他较次要的问题上去了。
我所提出的这个问题,确是一个根本问题。这是针对孙先生的&ldo;以党治国、以党建国、
以党训政&rdo;这些观点而发的。尤其是国共两党的合作,大有关系,触及了党外合作和联合战
线的根本所在,我在当时那种场合首先提出这一问题,用意是要孙先生和在座者了解我的基
本看法。可是孙先生和其他的国民党要人此后从未再直接提到这个问题,但间接的表示都是
不主张多党存在的,对于中共,只是把它看作国民党大圈子里的一个小圈子。
鲍罗庭那时住在广州的东山,正忙于草拟大会的各种文件。瞿秋白就住在他那里,任他
的助手和翻译。他常邀我们‐李大钊、我及其他几位中共代表‐到他那里去商谈。每次他都
交一些文件给我们看。其中有这次大会宣言的草案,由他与汪精卫、瞿秋白共同草拟的。那
时的鲍罗庭待人接物谨慎周到,态度和蔼,避免与人争论。他告诉我这次代表大会所提的政
纲,在民族主义内,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平等对待国内少数民族等。在民
权主义内,否定天赋人权之说,主张革命民权;即对多数人民给予民主自由,却不给予反革
命分子自由。在民生主义内,提出维护工农利益等具体条款。这些都是很显著的进步。
鲍罗庭对于在国民革命中应允许其他革命政党存在一点,表示原则上的赞成,但认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