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同时被捕的,除我太太之外,还有驻守铁路总工会的两位干事。彭永和是学生出身,
主管收发工作,为人沉默寡言。李斌是石家庄的铁路工人,在总工会中管理庶务,经常是伙
夫装束。还有《新民国》月刊的主编范体仁也被捕了。我们五人以我的情节最重。他们首先
将一副九斤重的对付死囚的铁镣将我双脚扣住;关在一个侦缉班的屋里。其他四人则分别囚
在别的监房。
审讯由当天正午开始。他们着重问的是有关顾维钧住宅的炸弹案。这件事是我到上海去
以后才发生的。当作礼物被送到顾家去的木盒子,经他的仆人打开后,炸弹虽炸爆炸了,但
遗留下来的有木盒碎片和一些包裹的纸张,以及纸张上所写的字迹。他们就企图从这些木片、
纸张和字迹中找出犯罪的证据。
侦缉处承办这件案子,首先就假定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干的。他们根据这个假定,侦查
的结果,发现我恰恰在此时到上海去了,因而怀疑是我干的。他们伪造了一些木片和纸张,
硬说是在我住房里搜查出来的。他们从我们五人住所中所搜出的文件,去核对炸弹包裹上的
笔迹。
我寄押的房间中住了一组十二个人的侦缉班。这些侦探都能阅读报纸和写简单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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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似是侦缉队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一班。他们佩带短枪,日夜监视着我,但也与我攀谈,企图找
出我犯罪的一些破绽,特别要我写这样,写那样,那个拿个白纸扇子,要我题字;那个又来
问我某某成语如何写法。但他们这些企图,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他们在第一天就泄露,
在这次搜查中没有发现和炸弹包裹上同样的字迹,使他们甚感苦闷。他们又透露,他们所以
如此热心的侦察,是因为顾维钧出了十万元的赏格来破案。
那天,审问开始时,处长高某首先问我:&ldo;这些木片是放在你床下的吗?&rdo;我回答说:
&ldo;我从来没有这一类的木片。&rdo;他又问:&ldo;这些纸张是在你桌子抽斗中找出来的,是吗?&rdo;我
看了看那些纸张,又回答说:&ldo;我抽斗中从来没有这些纸张。&rdo;接着,他拿着许多被搜出的文
件,一件一件的问我,是甚么人写的。我都答以&ldo;不知道&rdo;或者说:&ldo;写字的人已签有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