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大会。大会闭幕后,我获得中央通知,我已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主持中央职工运动委
员会。中共中央根据这个决定,要我从速辞去在北方所担任的一切职务,到上海去就任新职。
我覆信表示,因孙先生病重,我不便立即离开国民党在北京的政治会议;同时我又在筹备第
二次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的工作,难于立时南下。
一九二五年二月七日,铁路总工会在北京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共到代表四十五人,代
表十二条铁路的工会。大会议决案有:争取工会集会、言论、罢工等自由,参加国民革命,
参加国民会议,恢复和改进各工会,力争工人的经济利益等十项。这次会议象征着铁路工会
运动自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后,经过两年的蛰伏,又再行抬头了。
大会在&ldo;二七&rdo;开幕的那一天,我第一次向大会致词的时候,全场代表对我热烈欢呼,
他们并对我蒙难入狱表示敬意。选举时,我提出我因须赴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的工作,辞去总
干事的职务;到会者知道无法挽留,改选我为铁路总工会委员,并给我以铁路总工会名誉会
长的荣衔;这事使我非常感动。至于总干事的职务,则改由我的主要助手张昆弟同志继任。
我所作的工会工作,引起了段政府的嫉视。在段祺瑞的爪牙们的眼中,我是鼓动工人捣
乱的主要人物,又是国民党的要角,曾领导过民众团体,欢迎孙的北上;又组织国民会议促
成会与善后会议对抗(其实我为了避免军阀们的嫉视,没有参加促成会的会议;但颟顸的段
祺瑞却写在我的帐上);所以他们企图再拘捕我,给革命力量一个打击。
朋友们提醒我,要我注意可能再度被捕的危险。国民党的朋友们如王法勤等也向我说,
段政府企图逮捕几个国民党人,给孙先生一点颜色看,气死孙先生,而我是目标之一。中共
的同志李大钊先生等也因此要我早点南下。但我仍愿稍留时日,主要是为了不愿于孙先生病
危时,先行离去。我于二月中旬交代了铁路总工会总干事任务之后,匿居在北京的西城,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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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李斌夫妇出名租了两间房子,我分住了一间。为了绝对保密,我这住址连李大钊先生都不知
道。
三月七日,李大钊先生经过我的&ldo;交通&rdo;找到我,问我:&ldo;你是不是住在西城&tis;&tis;胡同&t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