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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5章（第1页）

辙，而走向成熟之途。

中共中央的错误领导，同样是严重而又是多方面的，我们身历其境，知道得更清楚。它

同样对中国革命认识不够，不能提出自己的主张，更不能影响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的决定，

在奉命唯谨的执行指示时，也不能迅速发现错误；即使我们自己有了独立主张，也不敢自信，

更不能据理力争，老是服从指导。在国民革命和工农运动中，我们犯过很多左倾幼稚病，中

央老是多少予以原谅，马马虎虎，积累下来，酿成武汉时期工农运动的过火。在紧急关头，

即是上海清共和武汉反共的时候，又表现软弱无能，形成凌乱溃退之局，以至不能支撑，这

确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充分暴露。

我们尚可引以自豪的是中共一般党员对党和革命的忠诚以及英勇奋斗的表现。这是我们

重整旗鼓的资本，应当珍视和爱护。譬如陈独秀，表现出的错误最多，不能执掌中共的领导，

而且应当受到指责；但他那种奋斗精神和对中共的劳绩，却是不可抹杀的。我们严格检讨中

共领导错误的时候，决不可损伤中共的光荣。轻微的不辨是非，玩弄手段都会大大危害中共。

中共是部队，共产国际是司令部，如果牺牲了部队，保留了司令部又有甚么用处，因此，牺

牲中共是最大的损失，决不是甚么避重就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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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环绕着上述论点，我作了一次尽情奔放的谈话，瞿秋白虽并不完全赞成我的主张，但也

觉得理直气壮，颇有义愤难当之感。他那阴沉而惨白的脸上有时虽现出一些勉强的神色，但

大致仍似同意我的说法，有时也说到他自己的某些错误。我们议论激越，不免有情绪作用，

但由于局势危急，无形中对我们有所约束，走回到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上来。

我们首先决定将中共中央极度秘密的迁回上海，在适当时机，召开一次中央紧急会议。

当时，中共中央在武昌的党员之紧急疏散工作，已经渐次就绪，第四军正向长江下游开拔，

城防即将让给积极反共的唐生智部，因再无留驻武昌的必要。我们决定此时将中共中央搬回

汉口，既可乱人耳目，又便于向上海搬迁。先作紧急布置，随即举行中央紧急会议，因为改

组中央的事是刻不容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