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直率指出中央急于控制第四方面军的意图,当中央要人们初次看见第三十军的时候,
也曾一时兴奋,但四方面军所表现出来的气象,旋即引起他们的不安。因而中央一到抚边,
便举行政治局会议,大致决定下列各点:一、为了不使四方面军瞧不起中央,中央和第一方
面军的所有同志,不应向四方面军干部说起一方面军的不幸遭遇、和中央内部有过的纠纷等
等,只应说中央和第一方面军过去有过的好现象。二、四方面军远离中央,由机会主义者张
某领导,那里会合乎理想,因而决定在布尔什维克报上发表文章,批评西北联邦政府,一面
派人考察四方面军的内情,以做实他们的军阀习气。三、与张某会面时只谈军事问题,不谈
政治问题。改任张国焘为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实际由中央直接指挥第四方面军,立即实行北
进。
我把同志们所告诉我的故事,与我这两天来的亲身经历互相印证,大体都是事实。我觉
得中共中央由于苏维埃政策的错误,招致了军事失败,如今只有乞怜于控制手段。我也觉得
这是毛泽东等老游击家和张闻天秦邦宪等留俄派,联合一起对付我的局面。我相信我有责任
纠正那些同志的错误,挽救中共的失败。我相信再次严重关头,不易爆发党内争论,内部一
致高于一切,也觉得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其中也不乏深明大义的人,如朱德的态度就是好
例子。我要尝试一下用较温和的办法,来谋取改革的实效。
因而我向四方面军的同志们表示,中共中央经过长期艰苦遭遇,可能已形成一些错误观
念,如今我参加中央工作,可以力谋改善。我们应在党内团结和一、四两方面军密切合作的
前提下,提供我们的意见。同志们也不可对集中毛儿盖准备北进的军事计划,过分表示怀疑。
因为,即使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也比党内发生纷争要好些。我劝告同志们冷静忍耐,以便我
有转圜的机会。
第三天清晨,我摒挡一切,也向卓克基出发了。我们从历年错误政策中和游击战争中所
积累下来的毒瘤,从此日渐发作,而懋功三天之会和我此后较温和的努力,事实证明是药不
对症的。
1一九二七年南昌暴动时,我和朱德在广东东北的梅县三河坝分手,从此,他即带着一千多人的部队,
在鄂赣边区打游击。一别八年,至此我们才重逢。
2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新疆盛世才部撤回迪化,马仲英即通电拥刘文龙为主席,要求盛世才退出迪化,
盛世才敉平马仲英叛变的战事就这样发生了,一直到一九三四年二月,盛世才获得苏联的支持,才把马仲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