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暴露了毛泽东氏的斗争,有其极为野蛮的成份。
西路军在古浪遭敌骑袭击,损失惨重,向西挣扎前进之时,其第五军团在酒泉为敌军所
消灭,军长董振堂阵亡,通往新疆的大道因而为敌所控制。再加战况逆转,弹药消耗到了不
能与敌正式对垒的程度。在西安事变结束时,西路军在天寒缺粮和敌军压力之下,不得不南
移祁连山脉,化整为零,从事游击活动。后来西路军只剩下四百多人,逃往新疆。此外还有
一些小股,每股数人和十数人不等,向东渡过黄河,逃到陕北归队。如果说一方面军在二万
五千里长征时只剩一副骨架子,那么西路军连背脊骨也被敌人打断了。
当时我引咎自责,声言我应负担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我不愿诿过于人,从未指责过
别人,只说一切错误都直接间接与我有关。我曾要求举行一次中共中央高级干部会议,来检
讨西路军事件,但毛泽东等不予理会。因此,中共中央并没有对这一事件,作出结论,一切
批评都不免任意为之。
毛泽东自然不会放松攻击我的机会,因而他自己和他的追随者,便漫无拘束的乱说一通。
总括起来,当时这些批评的言辞大约有三个要点:(一)西进军事计划根本就是逃跑主义,至
少是带有逃跑主义色彩;(二)张国焘对四方面军的领导完全破产,总之是一无是处;(三)
西路军的失败很为丢脸,蒋氏将更看不起红军,在西安事变的今天,将诱发蒋氏的报复和进
攻,遗害全党全军。
一般同情和支持我的同志们,主要是第四方面军的干部,则认为西路军的失败,是陈昌
浩同志的指挥错误,如果张国焘同志也过了黄河,亲自策划指挥,则不会失败,反会胜利。
他们对批评者答辩:(一)西进计划为莫斯科批准,如何能说是逃跑主义;(二)四方面军是
中共的基干劲旅,如何能加以毁谤;(三)诱发蒋氏围剿之说是有意嫁祸于人,转移目标,将
对外转到对内。甚至有些同志指责毛泽东垄断军委会的一切,不供给西路军所渴望的情报,
实在应援不力。还有少数人指责毛氏阴险,幸灾乐祸,对四方面军毫无手足之情。这些指责,
在当时虽不敢说有充分证据,可是,是非自在人心。
朱德当时的立场颇偏袒毛泽东,但对西路军的失败,持论还算公平。他曾向我慎重指出
不能说西路军的失败根源于西进计划根本不对,应当认定四方面军总指挥犯了战术上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