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有缺点,过去所发生的事,也各有是非。现在大家应顾全大局,个人只好委屈一点。他并
声明这些话不只是对我个人如此说,对毛泽东同志也这样说。主要用意是要大家体念时艰,
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纠纷。他这些话对我当时抱定委屈求全的主意不无影响。
负责审理四方面军被捕干部的董必武,更在事实上缓和了这个斗争。他和那些被捕者一
个个亲自谈话,结果证明何畏、许世友、王建安等反对者,并没有组织性的行动,他们的背
后也没有人指使和操纵,只是对于抗日军政大学的斗争方式表示不满,因此愤而反抗。董乃
将多数同志释放,少数人判处短期禁闭。最高的处罚没有超过三个月禁闭。被判禁闭的人,
都是提前释放,所有被释放者,仍回到军政大学继续学习。
抗日军政大学的斗争,发泄仇恨心理仍在持续,但因掀起过大风波,于是在斗争方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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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不得不较为缓和,把重点转移到原四方面军的干部,要他们承认过去反中央的错误。这样,
原四方面军的少数干部如傅钟、王维周等,就转而批评四方面军领导者某些过失,其他多数
人则表示愿意在整个中央领导下,积极学习。这样,抗日军政大学内的反抗气氛才逐渐消失
下去。
毛泽东张闻天等于是召集反张国焘的斗争会议,这个会议当时虽是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
的名义召开,但实际上多数重要人物,如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任弼时
等,以及董必武、林伯渠、林彪、罗瑞卿、莫文骅等主要当事人都没有参加,参加会议的二
十多人,多是抗日军政大学的学生。
会议开始,首先由凯丰作反张国焘的报告,他说了些中共中央政治路线一向正确和批评
我反中央的不对之后,就解答抗日军政大学学生们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他说到抗日军政大学
内有些学生,指责中央歧视四方面军的干部,不把他们党同志看待,简直比对俘虏还不如,
斗争的手段又是违反共产主义的道德。对这一类问题的解答,凯丰竟引证斯大林说过的话,
来证明反对党内左倾和右倾的错误,要采取残酷无情的斗争手段。这段话简直是文不对题,
对于对待同志不如俘虏的指责他无词以自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