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学生运动中最卖力的一个,他们认为我是不可多得的革命实行家,也曾被邓中夏戏称为&ldo;学
生要人&rdo;。
然而我这个&ldo;学生要人&rdo;毕竟还只是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仍不愿过分卷入政治活动的
漩涡里去。我认为只有五四运动是我必须参加的一个紧急的爱国运动,其他并不想多所过问。
此时我的主要努力还是在完成我的大学学业,为自己的前程立下基础。北京学生联合会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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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继续活动,对于抵制日货和声援十月间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被地方当局压迫
1,以及十一月间福州学生因抵制日货被日本浪人杀害多人2等事件,活动仍是特别起劲;
但北京各学校一般同学在蔡元培所提出的&ldo;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rdo;的口号之下,大
体上已经恢复了正常上课的状态。同时我自己也一心的上课去了。杜威、罗素几位著名学者
到京讲学,更引起我的兴趣,我是一个热心的听讲者。我除了每星期参加一次平民教育讲演
以外,虽然同学们认为我是学生运动的识途老马,常要我参预其事,但我总是婉词推脱。
十二月间一个寒冷日子的正午,突有几名警察来到曦园,奔向我的住房来逮捕我。那时
正轮着我在厨房烧饭,由于同学的暗示,我知道祸事又临头了。我立即用炭灰搽了搽头部,
装着若无其事的照常工作。那些警察们搜查了一阵之后,失望的退去。这显然是被我的临时
化装瞒过去了。到了五点钟,同住的同学们出去详细查察,确认暗布在曦园四周的警探们已
经离去,才护送我到沙滩北大第一院,把那里当作暂时的庇护所;因为警探们究竟不敢公然
闯进学校里去抓人。
我见了蒋梦麟代校长和学生会一些负责人,商量应付的办法。我们认为警察这次行动,
是安福系政府受了日本的压力,又一次对学生的报复和镇压行为。相信列入黑名单要拘捕的
学生人数还很多。于是我们决定,为了避免学校再受打击,所有可能被捕的学生都暂时躲避
起来。其中一部分可分赴各地去活动,作为在京同学的声援。于是我和罗家伦同学以北京学
生联合会代表的名义前往上海。第二天拂晓,我和罗家伦不敢在前门的东车站上车,绕道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