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党趋于分裂,也不愿伤损彼此友谊,因此,都有意寻求协调。我自己就为这种心情所支配
着,始则保持沉默,不继续参加争论;继则从事调解;终则出席了国民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
会,表示我并无根本反对国共合作的意向。
马林却不相同,他不顾一切的企图贯彻他的主张。他回到上海后,力图压制反对意见,
对我继续采取高压手段,他反对中共中央分派我任何工作,并声言如我继续反对第三次大会
既定的政策,即以纪律制裁,甚至以开除党籍相威胁,其用意无非是针对中共党内一团和气
的气氛,防止中共中央对我有所让步。
可是,马林很快的就离开中国回莫斯科去了。他所以离去,似乎因为他掀起了中共党内
的大风波,共产国际有些不放心了,因而调他回去;后来并解除他原任的职务。他在中共第
三次代表大会所采取的立场,显然并未为共产国际所接受。从此,他再没有来过中国,我也
再没有见过他。
回到了上海的中共中央,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也面临着不少的难题。第三次代表大会时,
陈独秀先生和多数代表的主张曾得到大多数广东党员的支持,声势颇壮。可是到了上海,情
势显然不同,上海、北京、湖南、湖北等主要地区的多数党员,对于第三次大会的决议却表
示怀疑和责难。不少的党员批评共产国际不懂中国情况,硬要将中共融化到国民党里面去;
而且指斥马林胡闹,并且发出要求共产国际撤换他的呼声。
中共中央为说服这些反对意见,真是煞费气力。譬如一向以崇拜陈独秀先生著称的杨明
斋,就曾指斥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无异是将中共出卖给国民党,为此与陈大闹一场,并声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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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不愿与陈再见面。这个性情耿直的山东人,自请调往甘肃工作,因为那里国共两党均尚无组
织,自然不发生合作问题。中央无法说服他,只有允许他的要求。杨明斋与陈先生大闹的举
动,事前我并无所闻;事后,他曾为我慷慨而言。我虽勉以团结的大义,也无法改变他的初
衷。此后,我再就没有听见有关他的消息。
我在上海闲居了一个多月,一直保持沉默,是我参加中共以来从所未有过的清闲。我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