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中央政策的制定,威金斯基其有甚大的影响力。他也小心翼翼的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
示行事,决不任意自作主张。但他的权力有限,不能左右在北京的加拉罕和在广州的鲍罗庭,
因为他们直接受苏俄政府的指挥,而威金斯基在苏俄政府中并无地位;所以他不得不仆仆于
莫斯科与北京之间,进行协商。
威金斯基负担着中共中央与莫斯科之间的联络责任,我们不通过他就无法与共产国际接
触。在&ldo;五卅&rdo;前后,他多半居住上海。他的工作组织得很好,有几位助手帮忙他处理日常
事务,他自己则专心考虑政策问题。他的妻子沉静和蔼、身体瘦弱,时常闹病;但她仍努力
协助她的丈夫工作;为了秘密文件的送达,她还常奔走于莫斯科与中国之间。
那时,威金斯基住在一座面临昆山花园的小洋房的三楼上,房东是一位白俄富商;我们
出入其间,从未惊动这位房主人。有一次我们正在威金斯基房间内举行会议,楼下突然来了
一些租界的外国警官,我们颇为不安。威金斯基却处之泰然;他说,这些警官不过是房主人
的宾客,他们常有往来。所以在这里开会,只要大家来时没有暗探跟踪,就很安全。由此足
见威金斯基那时在上海已获得白俄的掩护。
我们的会议由陈独秀先生任主席,他每次都准备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提出讨论;与会者
也都可以随时提出议案,会议进行得颇有效率,民主气息也相当充分。威金斯基虽发言最多,
但从不以&ldo;共产国际&rdo;的帽子,来左右会议的决定。他总是表示尊重多数的意见;这与已往
马林的盛气凌人大有区别。
当时,中共中央,尤其是陈独秀先生,很重视提高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力闻题;也不喜欢
苏俄人太多干涉中共内部的事务。在中共内部,北京、广东两个区委会,历来有些独立自主
的倾向;它们有时候甚至不尊重中央的指示,而根据当地的实况,或者经加拉罕(在北京)、
鲍罗庭(在广州),直接获知共产国际的意向,作出与中央指示并不完全一致的决定。尤其是
广东区委在&ldo;五卅&rdo;后向中央的报告中,往往以鲍罗庭的意见,作为不尊重中央指示的根据。
这引起了陈独秀先生的不快。他常在会议上表示:广东区委似乎有了鲍罗庭的意见,就可以
不尊重中央了。在这一点上,威金斯基与中共中央站在同一立场,他表示任何损害中共中央
的统一领导的行动,都是不应该的。
第四次代表大会后的中共中央组织日趋庞大,会议更是频繁;一切事务,就得循着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