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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2章（第1页）

也有不少的人认为这一风潮，不能与义和团事件等量齐观。除俄、德以不同程度表示同情中

国外，法、美在华外交官亦相继公开表示与英、日不同的态度；甚至日本方面，后来也有悬

崖勒马的打算，企图让这股充满正义的反帝怒火，专向英国人燃烧。

以英国殖民者为首的外力，一开始就企图把中国民族运动，在其刚出娘胎时加以扼杀，

今既不能如愿；于是，继而实施反对赤化的分化政策。这种分化政策运用的时间很长，范围

广泛；在当时主要是对北京政府作诱惑性的让步，分离大商人与工人、学生等的团结，在国

共之间制造分裂的因素，并打击中共对工会的影响。这些手段虽能收效于一时，压住了五份

运动的波澜，其后对一九二七年的革命运动，也施以同样的手段，使之宣告分裂，但这些旧

帐积累下来，也为促成中共后来能够顺利成功的因素之一。

当时的北京政府，在群情愤激之下（少数北方军人还有要与英日宣战的偏激表示），曾有

利用民气，一致对外，借以稳固政权的企图；但它究竟是依赖外力生存的，硬不起来。它曾

根据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所提出的要求，向外交团提出抗议；但外交团不是置之不理，就是一

味拖延。而它又为它本身层出不穷的困难所困扰，只能听任外人一再作拖延性的调查，一筹

莫展。后来，在外人允许召开关税会议协议修订税则的利诱之下，段政府也就乐于装聋作哑

了。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的国民党，正忙于广州国民政府的改组和肃清不可靠的军队。因此，

在这一运动的领导上是相当脆弱的。广州国民党的首脑们虽对近在咫尺的省港罢工极力支持，

但对其他各地的反帝运动，则似照顾不及。上海及其他各地的国民党人固然积极参加了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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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运动，但国民党的各地机构却没有充分发挥领导的力量，遇事往往先由中共组织暗中决定好

了，再在国民党部内作形式上的决议。

中共在这次运动中确是一个主角；但也充分暴露了它的领导力的不足。在这次广大的反

帝洪流中，中共即感人手十分缺乏。党员们忙着做这做那，往往顾此失彼；尤其是中共中央，

也常不能专心研讨决策，而要去应付迫不及待的实际工作。中共中央虽能贯彻这一运动的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