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烈。
当时一切重要政治问题,都由蒋介石、张静江和鲍罗庭三巨头秘密商谈进行;即一向居
间的谭延闿似也没有参预其事。鲍公馆门前的盛况,已大不如昔。从前各要人都来他这里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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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教,现在他却要移樽到半身不遂的张静江的行馆,向蒋介石、张静江请示。
大约是五月二日,鲍罗庭约我再度会谈。他称许我过去一段期间的言论和行动,认为是
恰当的,同时收到了挽回时局的实效。他表示将遵循我的路线前进,并希望我多方面配合。
鲍罗庭口头虽然这样表示,但事实上他与我的想法并不相同。他的首要着眼点,是要弥
补苏俄与蒋介石关系所曾造成的缺陷;至于国共关系和汪精卫的去留似都成为次要的了。他
将三月二十日事变的责任,推在中共中央身上;以挽救他和莫斯科摇摇欲坠的威信。他的这
种方针,支配了他此段时期的一切行动。
在我们那次会谈中,鲍罗庭曾分析三月二十日事变发生的原因。他表示蒋介石将军不过
是一个中派,孙中山先生本人也只是一个中派;都同样具有强烈的反共意识。即使孙先生健
在,也要采取某种步骤来限制中共的活动。他这种说法我觉得是有疑问的。我问他是否认为
三月二十日事变,是绝对无可避免的?又是否认为中共在国民党内合作这一政策,必然要碰
壁?他似乎无法自圆其说,因而改口说:&ldo;孙中山先生在世,如果要限制中共的活动,大概不
会采取三月二十日那种方式。&rdo;
鲍罗庭转而向我直接表示:现在的中心问题是俄国人会不会被逼离开广州,他引证香港
方面的宣传,如&ldo;广州当局要驱逐当地所有俄国人&rdo;、&ldo;实行分共&rdo;等等传闻。胡汉民也确正
式提议过要将他扣留起来。凡此种种,都足以证明帝国主义者和右派人物,正处心积虑要将
中、苏和国共之间的关系加以破坏。
鲍罗庭根据当时情况,认为如果我们的处境,并不象帝国主义者和右派分子所希望的那
样恶劣,就应该设法弥补,即使是权宜之计,也算是我们的胜利。他坦白表示,莫斯科在理
论上和实际上都支持中国国民革命,并已与国民党建立了友好关系;如果因三月二十日的事
变而有所损害,莫斯科对内对外,都将无法交代。因此,莫斯科一直是在设法冲淡这一事变
的严重性,期望我们能设法挽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