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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2章（第1页）

的对立著称于世。

从中共的角度来看这些演变，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确是太缺乏经验和应有的警惕了。它

天真的执行着国共合作的政策，对民族统一战线怀有过高的幻想。其实，军人们的独裁气质、

封建保守势力的顽固性、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和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都是中国社会结构的

特征，在反帝的立场上，这些成份也可能表现出民族革命的意识，但在社会改革问题上，却

是革命的阻力。而且中共不免从有利于革命方面来看问题，陷于自我陶醉的境界；既看不清

甚么是国民革命所能容纳的限度，也没有深刻觉察蒋氏势力的本质。

在上海克复以前，中共曾领导上海工人举行过三次暴动。第一次是为了响应夏超在浙江

的独立，发生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旋因夏超的失败而中止。第二次又为了响应北伐

军的占领杭州，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举行暴动，惟以北伐军未能即时向上海挺进，再告

失败。到了三月二十一日，也就是北伐军占领上海的前夕，中共才成功的组织了第三次由工

人暂时占领上海的大暴动9。

上海工人的这些暴动都是国共合作政策的产品。暴动的时间是由蒋氏的代表钮永建根据

军事进展情况所决定的，实际组织暴动则完全由中共负责。当时，国共双方在上海所组织的

联席会议的参加人，国民党方面是钮永建、吴稚晖等，中共方面是罗觉、汪寿华等。他们合

作得很圆满，因为国民党需要得着上海工人的助力，极力对中共和上海工人表示好感。中共

则以为上海工人多卖一分气力，将来就可多获一分权力，中共所企求的是克复上海后，能由

上海市民大会，选举出一个市政府；而工人在市政府中能获得适当的地位。在这个问题上，

钮水建、吴稚晖等欣然同意，并曾予以保证。

上海被占领后，市民大会是召开了，市政府的委员也选举出来了，可是国民党的态度也

改变了。首先是国民党方面的主要负责人钮永建称病不与中共代表见面，拒绝任何协商。接

着上海工商界选举出来参加市政府的代表，也托词不参加市政府的会议。中共则仍根据联合

战线的想法，在敦促那些不出席的代表们，积极参加市政的工作。谁知蒋氏到达上海以后，

不问国共双方联席会议的协议，声言市政府并未经过他的委派和批准，是不合法的，并禁止

市民会议的集会。

这些事并未使中共发生足够的警惕。武汉方面反蒋的作法是中共中央所已知道的；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