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当。
达林知道我素不赞同中共留在国民党内,因而向我说了上面这些话,可是我的答复也许
使他颇感失望。我曾向他指出,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只要看看汪面上停泊的那些外国军舰,
就知道革命的主要对象还是帝国主义,无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现在都不能谈工农苏维埃政
权。我不赞成中共留在国民党内,卷入国民党的内部纠纷,也不赞成拿着国民党的招牌去反
蒋;却主张两党党外合作,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争取民族独立,和经由国民会议,
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在这个民主革命的发展中,增强工农势力,才能谈得到土地革命与
社会革命。达林听了我这些话,似很失望的向我说:&ldo;那你还是一个革命的阶段论者!&rdo;我当
时没有否认这种说法,而且肯定表示革命是应该分清阶段的;但无论如何,中共留在国民党
内总是不合理的,这已经成了中共的桎梏。
达林这种言论,毫无疑义是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在莫斯科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反应到
中国来了。他还告诉我:&ldo;在武汉的俄国顾问中,也有人赞成托洛茨基主张。&rdo;他也说到他们
俄国人中,也曾为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而争辩过。后来,任中国少共书记的任弼时,常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发表一些左倾的言论,也许是受了达林的影响。托洛茨基的主
张虽为中共多数领导人所不赞同,但其暗影却是我们间意见纷歧的一个因素。
鲁易的光临武汉,使中共的各种会议流于冗长的理论的辩论。他是偕同谭平山约于二月
底抵达武汉的,他参加共产国际最早,是一颗久负盛誉的&ldo;亚洲明星&rdo;,他的出来指导实际政
治恐怕是以此次为最重要,最初也受着当时在武汉的中俄各要人的尊重,可是他的特长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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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在于理论的检讨,有时使人觉得他是在背诵他读得烂熟的教条。
在我看来,鲁易的见解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两种不同主张的混合体。他赞成巩固武汉左
派政权,支持中共党员参加武汉政府,这是与斯大林的见解相符合的。他特别重视资产阶级
的革命性,对象汪精卫这样的国民党左派人物,寄予较高的期望,似乎土地革命可以通过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