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资间的冲突,地主与农民间的斗争,中共与国民党左派以及军人间的意见分歧,和中共内
部的混乱等等,逐渐走到了分崩离析的地步。于是,国共全面分裂,工农运动普遍遭受镇压,
所谓武汉左派政权不久也在宁汉合流的运动中,宣告瓦解。这一切在中共看来,是一九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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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二七年的中国国民革命,因蒋介石的叛变而遭受失败。中共从此也就走上了以武装暴动来
反对蒋介石统治的道路。
武汉的左派政权,本极脆弱;作为左派领袖的汪精卫,更是一直动摇不定的。他反对蒋
介石的军人独裁,也畏惧中共的革命锋芒。他愿遵守孙先生的遗教,但自欧游归来以后,似
又觉得苏联在国际上的势力,究竟脆弱,不足以凭借取胜。他也许对鲍罗庭和中共在&ldo;三二
○&rdo;事变中,没有坚决支持他一事未能忘怀。他的这些心境虽未向我透露过,但我的同志中
确有人是如此推测的。他自己后来所说他&ldo;一直陷于左右派的夹攻之中&rdo;这句话,似乎就是
这种心情的写照。
汪精卫自该年四月十日到达武汉以后,态度逐渐右转的迹象,是非常显明的。最初他确
也高举过&ldo;党权&rdo;的旗帜,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异动。四月十七日开除蒋介石党籍的决议,就
是由他任主席的会议所通过的。他在陈独秀先生到达武汉之后(约在四月二十日左右),积极
促成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的举行。国民党方面参加这个会议的是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徐谦、
顾孟余五人。中共方面是陈独秀、谭平山和我三人。由汪任主席。汪那时似是热心团结国共
两党,解决武汉内部纠纷,以稳定此反蒋阵线。可是,不到几天,他在两党联席会议上的言
论,就开始有了变化。这大概是由于他了解了武汉的情况以后,觉得反蒋的前途未可乐观,
不能不预留地步。因而他的论调,已不是甚么&ldo;东征讨蒋&rdo;,而是倡言&ldo;纠正工农运动的过火&rdo;
了。这样一来,此一会议同样也流于谈话会的性质,往往是汪精卫在那里叙述一些工农运动
过火的事实,再由健谈的陈独秀先生起而唱和一番,加以若干轻描淡写的答辩而已。
中共方面最初确实希望联席会议能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我在会议上曾提出要确定工农运
动的方针,分辩何种行为谓之过火,何种行为则否,以便国共两党在领导与纠正两方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