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联带的责任,如果我们推在陈独秀一人身上,是不公道的;且将被一般同志们视为违背道
义,那里还有甚么威信来继续领导。
我们就这一问题作竟夕之谈,除了大事发泄积愤外,今后究竟怎样办是急待解决的大事。
我确是显得激动,大有不再理会共产国际,中共自行其是的想法,秋白则较为冷静,往往乘
机提出些难题,指出我们力不从心,不可能脱离或疏远共产国际。秋白强调他和鲍罗庭的协
议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不能拘泥于道义。我则不以为然,主张实际政治需要与真理和道义
同时兼顾。
我似难于自我抑制,积愫不吐不快,也顾环得说出的话会产生甚么后果。我们当时所谈
及的事是很广泛的,不好听的话自然也不少,事隔多年,我所能大致记忆的,约有下列各要
点:
共产国际的指导错误无论如何是洗刷不掉的。中共同志们常说:&ldo;共产国际不懂中国情形,
这句话对极了;本来整国共产主义乃至社会主义圈子内,从马克思直至现在,对于遥远的亚
洲,一向就感生疏。莫斯科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是急功近利,投机冒险的急就章。它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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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革命的观点出发,总想在中国拚揍起一个大革命,打击帝国主义,声援苏联,自然不易恰如
其分的了解中国,甚至忽略了中国革命所需要的是甚么,所能做到的又是甚么。因此&ldo;盲人
瞎马&rdo;、&ldo;闭门造车&rdo;、&ldo;削足适履&rdo;和&ldo;握苗助长&rdo;等等毛病就都发生了。
共产国际这种错误指导,主要表现在中共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上。我们不满共产国际的
指导,向来不愿多所牵涉。共产国际不应当轻率的废弃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因为这
决定是既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原则而又富于中国情调的。其次不应当利用孙中山先生笼罩和
统率中共的意图,乘势强迫中共全面加入到国民党去,企图混水摸鱼。等到这个政策之实行
发生了毛病后,仍然一而再,再而三的不顾一切,硬要中共留在国民党内,因而弄到不可收
拾。
国民党的领导人物汪蒋胡诸人,大致说来,干国民革命都颇起劲,而且是有深厚传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