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阻止暴动的举行,究竟有点不够味。因而含混其词,不肯明白说出前线同志们须遵从国际
电令立即停止发动的话。
我看清当时情况,立即回答:这任务既然是送封信,那就不必派我去。何况中央扩大会
议快要举行,我离不开,最好也不要让我舍弃中央工作而去,王一飞同志可以负担这一使命,
请他去好了。(王一飞当时在中央秘书处担任重要工作)。罗明那滋有点着急的说:派去的人
今晚就要动身,如何能找到一飞同志。即使找到他,并使他了解使命,立刻起程,仓促间是
不易做到的。罗明那滋这种口气是要催促我去。于是瞿秋白与李维汉都向我说,还是你去好,
这个责任不只是送封信,而是考察情况并参与决策。他们两人这种轻描淡写的语调,与罗明
那滋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当时的心情异常尴尬,首先,我觉得现在要奉命去停止我赞成过的事,究竟有点不合
适,再者我实不愿此时离开中央和不能参加中央扩大会议。我一直认为南昌暴动没有成功的
希望并为此苦思焦虑,现在共产国际显然欲置身事外,不仅要俄人勿卷入漩涡,而且不肯暗
中在经济上有任何支援,这就使南昌暴动陷入绝境。何况莫斯科还有此一阻止的电令,将来
南昌暴动惨败了,中国同志还要负担违令蛮干的罪名。如此一想,我深为中共前途和在南昌
九江一带苦干的多数同志们耽忧。我又想到加仑将军的提议大致是行得通的,也只有照加仑
的提议做,才能多方面关顾到。老实说如果我当时辞绝任务,实在也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负担
此一重任。因而我又觉得义不容辞。
为弄清我去的任务,我曾向罗明那滋以质问式的口吻说到,共产国际老说我们是机会主
义,不能坚决革命,现在南昌暴动准备成熟了,又来电阻止,这是甚么意思,是不是对国民
党左派还抱有希望,或者幻想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陈友仁等还能表演出一些新花样。
罗明那滋听了,显得有点丧气的说:这的确是一封阻止南昌暴动的电报,是一个严重的
训令,是斯大林亲自决定的电报由布哈林具名拍来的。我们如何能不遵行,我个人也认为事
出意外,不过即使这个指示错了;我们还是要执行的。他又语峰一转,扳起脸孔说:我们在
汉口是根据我们这一地方的情况来看问题,共产国际是根据全部国际情况来决定行动。它所
考虑的,有国际关系,中苏关系,以至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因素。如果我们不按照共产国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