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要减弱其他方面的工作。而这种情报工作究竟只是预防性的,组织工农群众的工作才是
积极性的。如果减弱了积极性质的工作,就会使党变质,换句话说,中共将因此由群众性质
的党,变为脱离群众专事冒险以图侥幸的党。其实严密组织,注重保密,使党员和党的组织
隐藏在群众中,才是避免摧残的正当途径。情报工作只能弥补这些工作的不足。
项英叙述了这些情况和他的看法之后,并向我建议从速另搬新居,不要让任何一个中央
交通知道地址。他认为贺芝华手中的名单,如果夺不回来,我们都要陷于极度危险的境地。
我觉得项英的话是正确的,我对中央的保密工作也失去了信心,我决定另觅较安全的住所。
第二天一早,项英出去活动了。我则仍留在他那里,等候消息。不久,项英回来很高兴
的告诉我:&ldo;何家兴和贺芝华已被解决了,今早顾顺章指挥几个行动人员,到他们的寓所去,
他们尚在睡觉。行动人员掏出手枪,逼他们将名单交出。名单到手之后,就在门外的爆竹声
中,将这两个叛徒枪毙了;行动人员也安然脱逃了。&rdo;项英认为名单既已夺回,叛徒又已枪毙
(其实后来证明贺芝华只受重伤,经捕房送医院治愈,不过她没了名单已不能作祟,而返回
四川乡下去了)。捕房大概不会有名单的副本,现在危险性自然较少;但也不能就断言不会再
被牵连,所以仍主张我还是照原定计划搬家。
我迁居之后,便与中共中央断绝了直接的联系。我搬到垃圾桥附近一个旧式的弄堂里。
房主人是一位多病的老太太,她的唯一的儿子在海船上工作,每每几个月不回来。我和我的
太太以我养病为借口,住在她的楼上,彼此相处得十分和谐。没有一个中央交通知道我的地
址,自然也没有信札或文件送到这里。同时,其他同志们也多搬家了,我也无法去与他们联
络。这段时间,除项英以外,只有老友邓中夏后来知道我的地址,间或来看过我。
在这段时间,我与陈独秀先生的接触,是我们生活中一个重要的节目。他没有参加八七
会议,由汉口潜返上海,渡着极度秘密的隐居生活,也没有受到甚么风沈的牵连。在广州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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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动失败以后,我们觉得有交换意见的必要,因而我被他的联络人引导到他的寓所去了。他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