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彩头谁都爱听,老张当即端一盘银子奉上。
李自成坚辞不受。
他心说,你儿后来官至陕西巡抚,清朝的。墙头草,日后招揽起来应该能省点事。
出了张家门,李自成又提点贾富贵,“我待不了多久。周边府县有头有脸的人物,你要多拉关系。日后有大用。”
贾富贵自己就是大商人,附近做买卖的都熟,就是官宦之家的门不好登。
商人有钱,可是没地位。
第二家拜访老杨。
杨扑原是京师大兴知县,前些日子由家信得知流寇猖獗,遂返乡。
润城北边三面环水,老杨已踏勘好地形,眼下正在筹措资金,欲造坚堡抵御流贼。
李自成扯谎慕名而来,愿捐银一千两。
杨扑大喜,二人相谈甚欢。
李自成向他提议,本地炼铁废弃的坩埚甚多,用这东西砌墙,堪称铜墙铁壁。
三百年后小鬼子围攻,用炮都打不下。
拜别老杨出了门,李自成提醒贾富贵,“别忘了捐银一千两。”
“好好好!”贾胖子答应的干脆。
当晚在润城休息。
第二天李自成前往几里外的山沟。
郭峪也是富甲一方的大镇,居民近万。
郭峪三庄上下伏,秀才举人两千五。厉害!
王重新三十出头,他十四岁时就继承家业,来往于长芦、天津行商。现在名下有雇工上千人。
大土豪乐善好施,力崇俭朴,丝绸不穿,轿子也不肯坐。
按大明规定,商人坐轿违制,但早没人当一回事了。
明初定,文武百官都不得坐轿,“虽上公,出必乘马”。何论商人。
一来骑马彰显武德;二来宋儒反对坐轿,认为以人代畜,于理不宜。也算个理由吧。
可是,坐轿到底舒适,遮风挡雨且又威风气派,逐渐就泛滥了。
于是景泰四年朝廷重定规矩,三品及以上官员可以坐轿。
这就导致一些有趣现象。
比如,光禄寺卿是从三品,而都察院佥都御史是正四品。后者官品虽略低,但实权远大于那些清水衙门。因此光禄寺卿奉旨改任佥都御史,都不会有降职的懊丧,而是感到幸运。
不过麻烦也随之而来。能否坐轿的界线恰好划在三品与四品之间。转任佥都御史的官员赴朝谢恩时可以坐轿,接受任命后却只能告别轿子改为骑马。
所以《万历野获编》中有“抬轿谢恩,骑马到任”。那些转任官员在兴奋能捞钱之余,难免会有些不能坐轿的缺憾。
规定当然用来打破的,凭啥我六品官不能坐轿,老子就坐。
于是在弘治年再次重申规矩:文武官例应坐轿者,以四人舁之。其五城管事、内外镇守、守备及公、侯、伯、都督等,不问老少,皆不得坐轿,违例坐轿及擅用八人者,奏闻。”
重申禁令能收到些效果,但日子一长,又渐渐松弛。
到了十五年后的正德四年,朝廷感到有必要再次重申禁令,于是上述过程又重复一次。
又过了二十七年,即嘉靖十五年,朝廷又一次申明:“四品下不许坐轿,亦毋得用肩舆。”
王世贞《觚不觚录》记,嘉靖中若有中级官员乘坐二人肩舆,会被认为是大可骇异之事。可是到万历元年,官员们即使各乘四人大轿结伙外出游玩,路人却感到很正常。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记,嘉靖间他在南京看到五城兵马司的官员违规坐轿,但又心虚,“道上遇各衙门长官,则下轿避进人家”。甚至遇见举人、秀才也下轿躲避,生怕被检举揭发。
可是“不上三四年”,违规坐轿现象到处可见。那些官员不仅是“轿子之帷幔鲜整,仪从赫奕”,而且还大模大样,堂而皇之出行。
嘉靖年间监察御史王化巡按浙江,有个举人去拜见他,戴了顶时髦大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