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问的第二个问题是,周怀南是我们县委管的干部,根据干部管理权限,我们可以直接研究处理意见,为什么市纪委连续两次跟我们下达指导意见?第一次下达同意‘双规’还不够,还对我们的工作不放心,又第二次下达限期督办单。”我说。
“不瞒你说,我一直是狠抓党风廉政建设的,自己认为也很有成效。纪委连续两次跟我们下单子,是不是对我们的工作不放心?是不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这让我很不好想。”我说。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完全是周怀南吃饭没事干,自己招惹上去的,跟人家有夫之妇偷情,又摆不平少妇老公,这不是自找苦吃吗?少妇老公告到市纪委去,市纪委不管,是市纪委失职啊。”我说。
“再就是,市公安局也跟市纪委报告了周怀南涉嫌经济问题,从机场被截了回来,市纪委就更不能不管了。市纪委跟我们连续下单子,说明他们很重视这件事啊,要揪住不放,一抓到底啊。”我说。
“如果你对我说的话,还有疑问,建议你问一下市纪委的杨书记,或者其他的人,你想怎么问就怎么问,想找谁问就找谁问。”我说。
县委副书记、县政法委书记赵程大默默望着我,好像在思考着什么,一言不发。
“你还有什么问题,请尽管说,尽管问。”我说。
“我暂时就想到这些,是你说要把话说开,把天聊透的。你不要觉得我多疑。”赵书记说。
“我没觉得你多疑啊,就是要把话说开,把天聊透啊。”
“我暂时没有什么要问的了,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我。”
“我问你,你对古汉科怎么看?”我问。
“古汉科这个人啊,我下子还说不好。他是我们县柳树乡人,文化程度不高,但人很聪敏,头脑比较灵活。他刚开始就是一个打工仔,在建筑工地干活,能吃苦,搬沙搬水泥搬砖头,干得不亦乐乎。”赵书记说。
“因为头脑灵光,能无师自通,工地老板就让负一点小责,觉得干得不错,就让他干包工头。干了一段时间后,他就成立了一个建筑队,开始自己揽活。”赵书记说。
“后来,又成立了建筑公司,到县、市、省揽了不少活,生意越做越大,到后来,就成立了集团公司,搞多种经营,只要能赚钱,什么事都干。”赵书记说。
“他花钱比较大方,是属于那种抓一把撒一把的人,不像有的老板,把钱看得特别重,钱像腌了似的,一毛不拔。因为他为人豪爽,就结交了不少的人。结交的人中,不乏一些官员、权贵。这些官员、权贵,也乐于跟他办事,把项目给他做。”赵书记说。
“在生意越做越大的同时,他开始追求自己的政治地位。他出事前的政治身份是省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市政协常委、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县政协副主席,跟省市县方方面面的领导称兄道弟,不分彼此,打得十分火热。”赵书记说。
“他跟石远方一起,并称我们县的地下市、县两级组织部部长。干部想调动、重用、提拔,找他们两个人很管用。他们也乐于帮人,那些受惠的干部们对古汉科感恩戴德,总是说古汉科好,也乐于听命于古汉科。”赵书记说。
“这么精明的人,这么乐于帮人的人,怎么会栽倒在凌河大桥项目上呢?”我问。
“你问的好,我也常常问我自己。我反复想了一下,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凌河大桥这块蛋糕太诱人、太好吃了,许多眼睛盯着,很多人都想啃一口,都想分一杯羹。不出事是万幸,出事是必然。”赵书记说。
“唯一让我意想不到的是,竟然是出了这么大的事,出了天大的事,把党中央、国务院都惊动了,惹得国务院要派调查组来,亲自上阵处理。”赵书记说。
“古汉科啊,古汉科,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这一辈子,要么在铁窗里度过,要么吃枪子。他这一辈子,算是玩完了。”赵书记说。
“关于凌河大桥,我记得,第二任县委书记游有余,力排众议,搞了一个公开招标,搞得有声有色,应该说,如果按游书记的思路搞下,不至于捅天大的娄子啊。怎么突然变了呢?”我说。
“不仅如此,还让游书记壮志未酬,悄悄地、失望地、伤感地,也可以说是灰溜溜地离开了月光县。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我问。
“我有时跟马志聊天时,马志说你作风漂浮,深入基层不够,不了解县情。看来,马志说的不够全面啊。你这么一问,让我觉得你还是很深入的,并且是做足了功课有备而来的啊。”赵书记说。
“没有你说的这么夸张,我了解的都是一些表面上的东西。马志说我作风漂浮,并不是空穴来风,也有一定的道理,我的确深入基层不够。”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