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到了衍圣公府之前里许,只见得一路左右,俱是白幡林立,近得衍圣公府门前,眼看门檐柱上,也均系满了白帛。想来是衍圣公府之中,近日竟有人故去。阮元也暗生悔意,南下之前,他一直想着主试事宜,虽然曲阜是必经之地,却未能打探周全,只怕到了这里,竟遭人数落一番。
到得门前,门房眼看来人均是儒生打扮,也自客气,走上前问过阮元等人来历。阮元便取了官牒文书,说明山东学政身份,告知门房,言及若蒙衍圣公不弃,还望相见。
谁知门房却道:“回过阮大人,我家老爷他……已经于半个月前故去了。眼下是二老爷家的公子入继了大宗,继任衍圣公的事,我家也和皇上上奏过了。只是皇上虽准了小公子入继大宗,这继任衍圣公的诏命,却还没到呢。所以阮大人,眼下我们衍圣公府,却是没有衍圣公的。”
阮元听了,也不觉有些惊讶,细细问来,才得知其中缘故,原来之前的衍圣公,乃是孔子第七十二代后裔孔宪培,就在这一年,孔宪培因为染病,年仅三十八岁就不幸过世,家中也无子嗣,衍圣公的嫡系便即断绝。是以孔府只好选了孔宪培之弟孔宪增之子,前来承继孔氏大宗,并继任下一代衍圣公,这位即将被补任衍圣公的人叫孔庆镕,时年只有七岁。所以这时孔府事宜,便暂由其生父孔宪增做主。
眼看山东学政大驾光临,孔府其他的门房也纷纷向内通报,不过一盏茶时间,一位身着素服的中年儒生走了出来,眼看这人相貌俊朗,虽然身形文弱,举止之间,却自有规矩,不逾礼法。这人见了阮元,也上前作揖道:“新任学政莅临衍圣公府,自是我府中之幸,只是家兄衍圣公半月之前,不幸薨逝。眼下家中招待,定有不周,还望阮学使见谅。”听这人言语,当是前任衍圣公之弟孔宪增了。
阮元也连忙回礼,道:“孔先生,此事若说有所不妥之处,还应是下官了解不周。下官初到山东,原是因主试之事而来,忘了先行通报贵府,以至今日前来,竟未能预备致奠之物,实在惭愧。下官自当先行归去,待致奠之物齐备,再来拜访才是。”
说到这里,阮元不禁暗暗想到,孔宪增居然未曾问及自己为何不知临丧之事。略低下头一看,方才清楚。原来此时距江彩过世,才只过了十一个月,自己身上犹是青衣素带,想来孔宪增是以为自己已做好了吊丧的准备,故而不问。这般回想,心中也自惭愧。
孔宪增见阮元本是临丧之服,自然并无不满之心,又见阮元言语诚恳,不仅未加责怪,反而十分欣慰,道:“阮学使既要行礼,自是一番心意,我却之不恭。只是今日阮学使来都来了,若是就这般回去,反显得我们待客不周了。其实阮学使今日前来,却也并无不妥。阮学使看着也不过而立之年,却得以位列京卿,提学山东,想来阮学使才学之上,是有过人之处了。”
阮元也只好回道:“回孔先生,在下于经史之道,确是一直用心勤学。但自古有言,百闻不如一见,平日所学,虽知礼器仪范之大端,具体所见,却是不多。这次前来衍圣公府,也是听闻府中上古礼器,所备俱详,是以想着观瞻一番。而且久闻齐鲁之地,金石所遗众多,可备乙部参考之用。所以在下也想着,若能集山东金石文字,详加修订,定当有功于后世。衍圣公府千年诗礼之风,自是山东之冠,若能得孔先生不弃,令在下得以详校,在下自当终生感念。”
孔宪增点头道:“阮学使言及金石之事,其实来得正好,就在两个月前,城中有人偶得一块石碑残片,他们觉得我衍圣公府既是金石毕集之处,便将这残片送到了我们府中。只是这残片之上,语焉不详,若是阮大人不嫌事烦,还要请阮大人指教一番。”说着便唤来几个家丁,让他们陪着阮元进了衍圣公府,绕过正殿,来到一处偏厅。正好看见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在两个家丁陪同下从厅里走出。小男孩见了孔宪增,也上前道:“爹爹安好。”
看来这个男孩,便是未来的衍圣公孔庆镕了,孔宪增也走上前来,对孔庆镕道:“庆镕,这位是新任的山东学政,阮伯元阮大人,是你长辈,快过来问好。”
但阮元却想着,这个孩子毕竟是未来的衍圣公,应当自己先问好才对,便走上前来,先行礼道:“在下阮元,见过孔嗣公。”
孔庆镕也回过了礼,看着阮元,却不禁有些疑惑,向孔宪增道:“爹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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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阮伯伯看起来,也不过二三十岁的样子,就已然做到了山东学政。那爹爹,这天下间最为聪明之人,是不是就是阮伯伯了?”
孔宪增一时尚未回答,阮元听了“阮伯伯”这个称呼,却也不禁心中无奈,只好和颜悦色,对孔庆镕道:“回嗣公,其实在下并非生而知之者,只是幼承家教,学而不倦,如此而已。虽先师所言,亦不强求于生而知之,在下尽心治学,若能知圣人之意,便也无憾了。”
孔庆镕道:“阮伯伯无需自谦,聪明才智之人,我也曾见过的,但到了伯伯这班年纪,可没有人做到学政这般地位,想来伯伯是天赋过人了。正好,这里有一块新近出土的石碑残片,爹爹看着残片,已苦思了多日,一直不知其出处。阮伯伯既然好学,说不定会看出这残片来由呢。”
阮元也只好回道:“回嗣公,这石碑残片,往往已遭灭裂,所遗文字,未必便能深究其本末,其实孔先生也无需为此烦恼。不过既然嗣公和孔先生都想着在下一解此残片因由,那在下也就勉为其难,过去看看吧。”
一行人进了厅中,只见桌上放着一片石碑碎片,上面有数行字迹,应是汉隶,阮元对书法亦曾精研,故而上前一看行笔之势,便知是真迹无疑。只是其间每一行字,都所剩不多,眼看其中有两个字,应是“廿七”,还有一行字,写的是“熹平二年”,除此之外,其他几行字各自说的都是称颂之词。想来这是一方东汉年间的墓志铭,墓主卒于熹平二年,年二十七岁,距离阮元这个时候,已经一千六百二十年了。
孔宪增看阮元观摩已毕,便道:“其实在下也想知道,这段残片,究竟是何人墓志。或许便是我孔家先人,也未可知。只是这残片之上,似无半点言语,涉及墓主姓名,故而还想请阮学使赐教。”
阮元眼看这几行残句,自也不能立即便知此为何人,只好凭着自己史学功底,尝试着推演一番,道:“熹平二年,距今一千六百二十年,此墓主彼时年二十七,便英年早逝,实在可惜。但如果由此反推墓主生年,则应是后汉孝桓皇帝建和元年。生于桓灵之世,想独善其身,自也不易。至于身份,碑中有‘使君君国济民’一句,按后汉之时,此地有鲁国,那此人多半便是鲁相了。建宁二年,鲁相史晨曾留碑于孔府,距此时四年,此人应是史晨之后的鲁相,若如此说来,多半并非圣裔了。”
孔宪增叹道:“想来彼时先人,也不会在本地为相的。能仅凭这若干字句,便联想至此,非学识渊博者,不能为之。皇上点阮学使做山东学政,当是慧眼识人了。只是在下还想知道,这时我孔府又是哪一代子孙,其间有何事迹,还望阮学使赐教。”
阮元想想,道:“熹平二年,原无大事,彼时圣裔闻名之人,当数先师十九世孙孔季将公,二十世孙文礼公和文举公。此碑之前四年,正值第二次党锢之祸,名士张俭避难于圣人之家,文礼公和文举公倾力护之,是故张俭得以保全。后来事泄,牵连圣裔,文举公年仅十余,却慷慨赴难,乞愿代兄受死,兄弟二人为护名士,而争相请命,天下闻之而感动。朝廷中人,虽多有不愿,然宦竖百般刁难,最终无奈,仍处决了文礼公。此后三十五年,文举公亦因得罪曹操,阖门受难。乱世之下,其人可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