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文化,出生于1968年,是永汪县文化村第一批师范生。寒窗苦读十余载,只为走出这个没文化的村子。
随着年龄增长,我对自己的名字甚感不满。小时候觉得这名儿很特别,村里与我同龄的都叫张二狗,王小牛,李大聪,肖丰收……而我的名字未涉及农业生产活动,比他们好听,我很喜欢。
名字和村名一样,曾让我一度认为只有能当村长的人才可以起名“文化”——我,李文化,就是文化村唯一的储备力量,名正言顺的村长接班人。
带着这个伟大使命蛰伏多年后,我才猛然想起一件事:现任村长到底是不是真的也叫“文化”?于是向父亲确认。父亲满脸不屑地说:那村长就是个没文化却整天装文化人的孙子。
种种原因所致,令我越发讨厌这个名字——过于简单直白,显得很没文化,现在我是这样认为的。
不扯名字的事儿,咱们言归正传。
1986年,师范毕业,那年我刚满十八。本已和国力,志强等相约考省师范大学,却被老师告知因政策改革,中专师范生不能再升学省师大,我们一众遂与大学梦失之交臂。
那就等着分配吧!也没多大遗憾。那个年代,追逐梦想要付出的代价远比现在大得多。况且纵使梦想千般好,也不及铁饭碗让人吃个饱。
分配是件难事儿,总会有人不满意。我们那个时候,心里有怨顶多悄声说给身旁亲近的人听,没有键盘用来四处发泄情绪,大多痛苦的情绪只能用时间和酒来抚慰。不像现在,心里有怨气跟能影响地球自转似的,搞得全世界都知道才满意。
我被分配到离家大概一百公里的草山乡团队村小学。听到这个消息时,心里难免有些许失落。我曾路过草山乡,但从没耳闻过,更没到过团队村。我幻想着关于它的一切,对这些年所付出的努力感到质疑:难不成我读书是为了从自家村子走到别个村子?
整理好所有行李,大部分是书,有学校课本,同学送的课外书,还有省吃俭用两三个月后自己买的书籍。我把铁锅和被褥分别装进袋子,那锅灰厚得像冬天的黑布棉袄。随着老式汽车颠簸摇晃以及邻座大妈的呕吐物,我来到草山乡。接着走了十多公里的土路,我来到这个陌生的村子。
学校占地不大,大概两亩。往里面走,一排破旧砖房紧紧相连,墙上有被白漆刷过的痕迹,隐约可见几个硕大的红字:知识改变命运。字体苍劲有力,虽经历岁月风雨地剥蚀,但依旧傲然挺立墙上。
校园没有围墙,只在东边斜立着一排破篱笆,是村民王军为防止孩子偷吃西瓜而扎下的。篱笆形同虚设,如同现在的“请勿占用盲道”标语一样,明明是写给没瞎的人看,但有人视而不见,在盲道上摆摊、施工、停车,有些人只是瞎了眼,而有些瞎的不只是眼。孩子们要是馋起来,也像瞎了一样无视篱笆的存在,走几步绕过篱笆,轻松一跃便能落到瓜地里。
篱笆旁有个小型篮球场,泥土场地,只一个篮板,是我的老前辈——现任校长:周五仁亲手打造的。五仁校长向村民王军借来几块废弃木板,一刀接一刀地将木板削成榫卯结构,两三块拼接在一起,用铁丝加固一圈,背板部分便完成了。王军从山上砍回一棵笔直的树干作为篮架,篮筐则用他家废弃的破洞土锅凿制而成,整个过程耗时两天便大功告成。
为答谢村民王军参与学校基础建设之恩,五仁校长亲自参与王军地里的篱笆修建。并告知学校的所有学生:“凡今后偷西瓜者,一律罚抄两百字。”他义正言辞,表情严肃,却掩不住由内而外散发出的和蔼。如“慈母多败儿”般,时间一久,孩子们便玩起花招:为能有西瓜吃,他们往往提前抄好数千字,抄完把纸撕成几页,一页能偷一次西瓜,抄一次足够偷几天。五仁校长素来心慈手软,换我,绝不仅于此。
教室里传来读书声,声音凌乱嘈杂,有孩子学着古代私塾学生背书时摇头晃脑的模样,书看没看进去我不知道,但姿势倒是学得惟妙惟肖。
正当我探头望向教室时,一个身穿浅灰色格子衬衫、黑色裤脚微微卷起、面容慈祥的中年男人走了出来,步伐急促。衬衫褶皱明显,陈旧而干净,裤脚在急促步伐的带动下前后晃动着。他低着头,头发稀疏凌乱,耳旁的几根白发在阳光下有些格格不入,几滴晶莹的汗珠从额头浸润出来;胸前的口袋上别着一支黑色钢笔,笔帽褪色,少有刮痕,看得出来这支钢笔已有年岁,但他用得爱惜。
他没注意到我,反是教室里的学生一阵骚动,他们交头接耳,眼睛时不时看向我,用一只手来回比划、指指点点,像是看见人类尚未发现的物种。臭小子们!不好好学习,还敢去偷西瓜。等着吧,你们的好日子到头啦!
那个男人没几步便走到篱笆旁,抬头环顾四周,猛然间,像是发现了什么,眼睛停在瓜地的东北方向,他深吸一口气,大声喊道:王奇!杨小风!熊自豪!你们三个!马上回来!
三个孩子蹲在瓜地,佝偻着身躯,轮番递着半块西瓜大快朵颐,好不爽快!
听到喊声,等待啃食的两个孩子寻身望去,急忙站起身,作立正姿势。而正在啃食的那个小孩,像是没长耳朵似的,犹如一只小小的丧尸沉浸在甜美的西瓜世界中。
我放下行李,走上前去。看见三个孩子离我们也不过两三百米——这距离实在太嚣张了!你们偷西瓜好歹离学校远点好不!我稍显愤怒,深吸一口气,喊道:“你们三个!一分钟回不到教室!罚抄一千字!”
我的声音中气十足,声波传得很远,略微震耳。听到喊叫声,中年男子转头看向我,神色略显惊愕。他上下打量一番后缓缓开口:“这位同志,你是?”
“我是新来任职的老师——李文化。”我笑道。
“哦哦哦,李老师,欢迎!欢迎。教办室通知过我,但没想到你来得这么快。”他恍然大悟。
我笑着说:“您就是周五仁校长吧?”
他微笑点头,沾满粉笔灰的右手在裤兜边上来回磨蹭几下,遂递过手来,微微欠身,与我握手,以示友好。
在触摸到他的手时,我微微震惊:那手掌粗糙有力,手臂肌肉清晰,和我想象中老师传播知识的手完全不一样。
三个孩子也许没听清我说什么,但肯定听到了“一千字”。话音刚落,他们三个就立马跑到五仁校长旁边稍息立正。其中一个孩子没来得及嚼咽最后一口瓜肉,“噗噗”地吐着西瓜籽。这孩子叫王奇,正是村民王军的儿子。
五仁校长背过手,在三个孩子面前来回踱步,表情严肃却不带任何凶狠,他的慈祥由内而外,由表及里。
“王奇,谁兴带头偷自家的西瓜呢?”五仁校长责备道。
王奇嘟囔:“爹爹说抄字能多学东西,让我想吃西瓜就去地里拿。”
五仁校长顿时语塞,转头责备另外两个:“还有你们两个,怎么能去偷人家的西瓜呢?说过很多遍,偷盗是犯法的!”
“五仁老师,我是第一次去,你别怪我,是王奇约我的,他说长大后那片瓜地就是他的了,他以后会是团队村最有钱的人,不听有钱人的话没好下场。”熊自豪垂头讪讪地说。
“简直一派胡言!小小年纪怎么能学趋炎附势这套东西。”五仁校长盯着王奇道。
“熊自豪,你这个没良心的叛徒!”王奇恨恨地往左边瞥一眼,嘴里嘟哝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