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正好站了起来,我愣愣地望着他,我不知道他是谁。他说,你坐下来,听我把话说完,看我是不是坏人,你再走也不迟。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回到了座位上,听听她到底想说什么?”高迎春说。
“他说,他叫考考,学名叫金考。小时候跟我住一个小区。小时候,他经常带着我们一帮小弟弟小妹妹们玩,还玩过过家家的游戏,还一起捉迷藏,玩过玻璃球,踢过毽,捉过知了、蝴蝶和蜻蜓。”高迎春说。
“他说,有一次,我在外面玩了很长时间,回到家时,发现大人不在,我急得直哭,是他把我带到他家,一直等到大人回来后,再把我送回来的。他说,当时小朋友欺负我,我总是哭着找他,是他出面‘教训’那些欺负我的小朋友。他说,当时我们住的小区,没有高楼大厦,都是平房。当时不叫小区,叫居委会,我们小区就叫简桃村居委会。”高迎春说。
“他说,他在那个小区生活了八年,他记得是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跟着大人一起离开小区的。他说,他离开时,我大概是六岁左右。他后来到小区去看了一看,想寻找童年的记忆。可小区已经大变样了,变成了一片住宅区。童年时代的痕迹一点也找不到了。”高迎春说。
“他说,他当时感到怅然若失。他看不见山水、记不住乡愁、留不住乡情,曾经熟悉的平房、树木、小时候玩的小场地、小巷子都看不见了,童年的记忆无法找回了。”高迎春说。
“他说,他在小区转了一下,没有见到一个认识的人。因为小区改造,老住户都搬走了。原来的位置上,又换了一批新住户。今天突然见到我,让他非常高兴,他又可以找回一点童年的记忆了。”高迎春说。
“他兴奋地跟我说着往事的时候,我也在不断地回忆之中,虽然尘封已久,虽然他离开我们小区的时候,我还不到六岁,但我还是模糊地记起了他小时候的样子,忍不住叫了一声考考小哥哥,他高高兴兴地答应了一声,也叫了我一声春春小妹妹。”高迎春说。
“我们愉快地聊起天来,他问我怎么一个人在火车上?我说刚考完研究生,出去旅行一下,散散心。我问他怎么一个人在火车上?他说在外地考察一个项目,得抓紧时间赶回去跟老总汇报。”高迎春说。
“在火车快到省城的时候,他突然问我,谈朋友了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你这么漂亮,怎么会没有谈朋友呢?我说别人要我的,我不要别人。我要别人的,别人又不要我。总之是,没有缘分,或者说,缘分未到。”高迎春说。
“我问他谈了朋友没有?他说没有。我问他为什么还没有谈朋友?他说工作太忙了,还没有顾得上。我们两人都不说话,我们两人就这样沉默着,只有火车的车轮哐当哐当地响。”高迎春说
“马上要到站了,他突然说,要不,我们谈朋友得了。我想都没有想,就说,可以啊,嫁给你都行。火车到站后,他一手帮我拿着旅行箱,一手牵着我的手,我们就这样走出了车站。”高迎春说。
“你们就这么快牵手了?”陈总问。
“是啊。”
“神速啊。”陈总说。
“神速什么啊,为了这一天,高记者已经等待很久了。你没听高记者说吗?她就等待那一天,在不经意处,属于她的白马王子,突然降临在她身边,给她爱情,给她满满的幸福。”天行健公司董事长梁刚说。
“是这样吗?高记者?”陈总问。
“我们不必急于知道答案,让她慢慢把话说完吧。”我说。
“临分别时,我们互相留了联系方式。他说,现在有些匆忙,公司还急等着他回话,等他跟公司复命后,就规规矩矩地到我们家,向我求婚。”高迎春说。
“你一个刚大学毕业的大美女,就这样把自己打发了?”陈总问。
“是啊。”
“这是不是有些不严肃,把婚姻大事当儿戏啊?”
“没那么严重,我不可能总是不走运吧。再说了,我当时在冥冥之中,有一种感觉,他就是我要等待的那个人。既然他已经出现,那我就把我自己交给他好了。”高迎春说。
“我回到家,把跟考考在火车上相遇的事,跟父母说了一下,希望父母好好接待一下这个未来的女婿。父母问我,考考是哪个公司的?是什么样的公司?在公司干什么?我一无所知,完全回答不上来。”高迎春说。
“父母问我,考考以前有没有结过婚?我说不知道。问我考考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是什么性格?我说不知道。问考考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学的什么专业?我说不知道。问考考的父母现在干什么?我说不知道。问考考的经济状况,有无住房?我还是不知道。”高迎春说。
“一问三不知,我父母气的直跺脚。他们说,那个时候,考考只不过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子,快二十年了,现在怎么样都不知道,怎么在火车上刚见面,就那么快答应他?他们说我读书读糊涂了。我母亲说,把这些问题弄清楚了,再带考考来见他们,否则,他们坚决不见。”高迎春说。
“你的父母说的在理啊,不能这么糊里糊涂地答应人家啊。”陈总说。
“有人说,女人天生是感性动物,所以女人是很容易感动的。我认为,女人是感性的,也是理性的。只是在某一个人身上感性多一些或者理性多一些而已。但是,感性的女人很可爱,譬如说我们的高记者。同时,理性的女人也很可爱,关键是你站在哪里看,而她又在何时表现出感性和理性。”天行健公司董事长梁刚说。
“高记者,你是怎么想的呢?”陈总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