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包里有很多零零碎碎的票据,有些是路费的票据,有些是运输费的票据,还有些是在小卖部买东西给开的收据,也有打着收条只按着指引的纸条。
比如李老师找木匠打床的那张,就明明白白的写着哪一天哪一日请谁做床一张,花费多少钱,用于教室宿舍,经办人李耀辉。
下面是木匠的指印和姓名。
这个村里不少人都不识字,李老师的包里还有随身带着的印泥,就是为为了这种情况做准备的。
在这种简陋的条件下,李老师已经做到了最好。
“你要去哪儿?”
秦朗因白胖而异常和气的脸上终于生出了严肃的表情。
“李老师和我们做了交接,现在这些钱和账目我们来保管。”
他拿着那本账本,在张校长和张有田面前摇了摇。
“来,我们来对账。”
从立场上来说,新来的支教老师和之前的支教老师是在同一个阵营的。
他们都是外来者,是要来帮助当地的孩子们读书的。
他们是老师,不是行政管理人员,也不是扶贫办的官员,除了教学以外的事情,理论上就不该他们管。
也许是之前的红星小学太苦,红星小学的学生们太苦,再加上支教的环境太艰难,让李老师和方老师产生了要让这里变好一点的想法,并为此付出了很多积极的行动,可结果并不是如他们所想,都是好的。
来支教的第二天,李老师就用自己的实际经历,为这些“后辈”们上了深刻的一课。
说实话,黛文婷和苏丽来之前也是报着“如果太困难了能帮一把就帮一把”的想法,黛文婷还是主播和博主,未必没有带着卖一把惨来引起别人关注的念头,但被李老师话里的委屈所吓倒,不太敢再惹一身腥了。
说要“对账”,就真的是对账,秦朗和杜若去了老师办公室,拉开一张椅子,直接把那些票据倒下来,拿着那本账本,一张张的找到对应的账目清单,秦朗算,杜若整理并粘贴,将款项重新整理清楚。
他们一个是学企业管理的,一个一直在大学里当学生会的干部,类似这样的事情都有经验,整理起来时比学轮机的李老师不知道效率多少,何况这些账目也不困难。
“一共收到的捐款合计是两万四千三百四十二元,汇款单和收款凭证在这里。”
秦朗将桌上的收支账往前面一推。
“支出是一万八千一百五十元七角,有残破和没找到的三张,但剩下的钱是对的,这是六千一百一十九块三角。”
他从挎包里拿出捆扎好的钱,也放在了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