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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第1页）

大家普遍都愿意学习英语，大部分学生在上英语课，但教学还处于基础阶段。英文课由中国人教，他们只在上海或日本粗略地学过。

在兰州，他说这个城市七年前还没有学校，或者说除了教授古文经典的旧式学堂，现在有省立学堂（或者叫高等学堂），一所有300名学生的武备学堂，一所标准学堂，还有中等学堂和几所小学。&ldo;所有的教学方式都是西式的，使用的是伯里兹体系。有漂亮的教科书、教具、地图和图表，每所学校都有。彩图很吸引人，是商务印书馆印行的。但人们常常提到的是缺乏师资。&rdo;

在乌鲁木齐，三四年前还没有近代化的学校，现在有很多种类，从小学、中学到法律学堂、农学堂、武备学堂。与其他几个地方面临的同样问题是能够胜任的教师很少。

1910年还是中国近代教育的起步阶段，透过莫理循的眼睛，我们不难看到，新式教育不仅在遥远的西北萌芽，而且不低，在外语等课程设置方面，已经有相当前瞻性的认识。在莫理循笔下，那是一个向世界看齐、热情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中国，即便站在西北广袤而贫瘠的土地上，满目风沙之中。我们也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

1910年1月15日，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首席记者莫理循从北京出发，先乘火车到河南，然后改为坐马车或骑马，一路西行，从西安到甘肃，进人新疆，穿过整个中国西部，深人中亚腹地。他除了给当时具有世界影响的《泰晤士报》发回去一系列报道，沿途还拍下了上千幅照片。

历史就是这样。相隔一百年后，这些黑白照片在我眼前呈现了一个又真又活的西部中国，透过一个外国记者的眼睛，我看到那些山川、城郭、人民，戈壁上的驼队。草原上的羊群。寺院、庙宇、佛塔、教堂，集市、街道、驿站、烽火台和关隘……我仿佛重新回到了1910年的西北。

拉开一百年的时间距离，回过头再来看这些照片，或许我们才能真切地感受到这些照片的无比珍贵。百年前的西部中国就这样静静地横亘在我们的眼前，星星峡、嘉峪关、哈密、伊犁……许多我们在纸上熟悉的地名，还有许多被废弃的烽燧，残缺的城墙、城门。荒芜的河谷，没有叶子的树木，人迹稀少的道路，哨所外墙上的壁画，天空之下，大地之上，呈现出来的一切是那么的苍凉、辽阔，又是那么的坚实。在我看来，最具有穿透力的乃是出现在他镜头中的西部人民饱经苦难的面容，以及他们的眼神，那些风沙雕琢的老人的脸，阿克苏河边新娘的光脚丫，百年后仍给我内心带来一次次的震撼。横穿西北中国，不仅是地理上的，更是文化上的。从莫理循的镜头下，我看到的不只是百年前广大的西北给男男女女们提供的生存环境，同时还看到他们生活在多样化的信仰中，从甘肃一路西去，每个地方像样的建筑常常都与宗教有关，佛教的寺院，伊斯兰教的清真寺院，顶着十字架的天主教堂，关帝庙、文昌阁、龙王庙。道士、神父、喇嘛、基督徒、回教徒，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和神灵崇拜，在中国的西北部几乎无处不在。这是世代生活在苦难中的人们不能缺少的精神生活，也许只有在这里面。他们才有可能找到生命的寄托，找到人生的慰藉。莫理循的镜头安静地记录了这一切。

作为一个澳大利亚人，莫理循对中国怀有特殊的感情，他渴望走遍中国的每一寸土地。早在1894年他年轻时就曾独自一人横穿中国西南部，并写下了一本出色的旅行记，由此而被《泰晤士报》聘为驻华记者。从1897年开始，他在中国的新闻生涯大致上经历了维新运动以来的整个历史过程，对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每一进步他都深为关注，对于晚清新政、&ldo;预备立宪&rdo;等改革举措，尤其寄予了希望。当他目睹西北边陲要塞的防务漫不经心，形同虚设，曾大为感慨，为中国而着急。在乌鲁木齐，在古城的街头，紧密挨在一起的商号，以及他们悬挂的广告：苏杭绸缎、京广洋货。则让我们百年后依稀感受到西北内陆城镇当时的商业景象。当他把镜头对准这些繁荣的街市时，他的内心或许又有一种特别的欣慰。

他在万里跋涉的路上，目光所及，不仅是那些不会说话的土地、山河、建筑，也不仅是那些在艰难环境中生活着的人们，土生土长的男女老幼，或是来自西方的传教士，或是来自北京的政治流放者。一路上他见到了许多传教士、牧师、神父，他们的眼神安详而镇定，这些人不远万里来到荒僻的中国西北传播福音，给古老商路上的中国人带来另一种全新的信仰，他们兴办学校，帮助发展经济，这些都是我们以往所忽略或不重视的。在新疆，他见到了新闻同行、《京话日报》和《中华报》的创办人彭翼仲，这位在中国报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报人，因为大胆敢言而得罪权贵，被罗织罪名1907年流放到新疆，在一个官员家中做家庭教师。在他的镜头中，我们难得地看到了一代报人在流放地的生活。一位因支持义和团而被流放到那里的王公载澜，则继续过着奢华的生活，与当地官员往还，并酷爱照相。因戊戌变法而被流放的大臣张荫桓就没有这么幸运，1900年7月当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慈禧太后下令将他处死，莫理循找到了他受死的菜园，镜头中只有空空的菜地，远处的树木、祠堂无言地沉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