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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第1页）

在中国报业的少年期，尽管清政府使用了各种手段，诸如制定《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大清报律》等在内的一系列旨在钳制舆论而不是保障舆论的报律，封杀报纸，逮捕、流放乃至杀害报人，通过租界拘禁章太炎、邹容等，但处于转型时代的中国报人没有屈服，没有恐惧，没有停止对报业理想的追求。&ldo;苏报案&rdo;不仅轰动一时。而且永垂史册，章、部在法庭上的出色表现感动了整个中国近代史，&ldo;风吹枷锁满城香&rdo;，这样的故事远超出了善于虚构的小说家的想象。1907年4月。因言获罪的《京华日报》创办人彭翼仲离京流放之日，有数千读者自发为他送行，其中一位叫郭瑞的读者自愿万里相随、陪同他远赴新疆，成为&ldo;中国新闻史上，很有点戏剧性的十分动人的一个场景&rdo;。年轻的陕西青年于右任，三落三起，先后手创《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关押、罚款、驱逐出租界等打击都没让他丧失信心，特别是最后的《民立报》时期，他和宋教仁等一起以热情的政论呼唤了一个伟大的社会转型的到来。

在中国报业的少年期，在投身这个事业的人身上，我们不仅能体会到他们对理想的矢志不渝，而且能体会到他们对这个民族的责任感，他们与读者之间同呼吸、共命运的那种品质。由他们经办的报纸，虽然在印刷质量、技术硬件上或许都很粗糙，但从报业的精神内涵上，他们与西方近代报业几乎是相对接、相吻合的。

不可忽略的是，离开了租界，包括《申报》、《时报》、《大公报》以及于右任办的三份&ldo;民&rdo;字报在内，能否诞生都还是未知数呢。

报业或者说整个新闻业追求的核心应该是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而不是革命、维新，在动荡的晚清变局中。报业固然与维新、与革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报业仍有它自身的规律，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以《时报》为例，它有一定的康有为背景，但由梁启超手订的&ldo;发刊例&rdo;第一条即主张论说&ldo;以公为主，不偏徇一党之意见&rdo;，这不是说说而已，否则1907年9月康门弟子徐勤在写给康有为的报告中，就不会满纸都是对狄楚青的批评，以及对梁启超的抱怨。一百多年前，在中国报业史的少年时代，梁启超、狄楚青他们就懂得了报纸首先要守护公正、客观、真实的原则。《时报》作出这一选择，康有为的保皇会固然少了一个喉舌，暗淡的晚清中国则多了一份真正有品质的新闻纸。

莫理循的眼睛

早在1894年，青年莫理循曾徒步穿越中国西南到达缅甸。1910年，他又以英国《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身份穿越西北到达新疆边境，并在《泰晤士报》发表一系列报道。此时正是辛亥革命前一年，一个外国记者从河南、陕西、甘肃-路西行到新疆。

亲历、亲闻、亲见，留下了可靠记录，为我们了解近代中国的实际情况提供了非常生动、直接的材料。

莫理循的这次西北之行是从1910年1月15日开始的，他离开北京，乘火车到达郑州，然后前往西安。他遇到的妇女无论老幼都是缠足的，尽管皇帝已发出上谕。劝诫人们停止缠足，但在北方内陆地区，旧习俗的影响太深远了，这种劝诫当时还没能起到很大的作用。他认为，中国要想在文明国家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停止缠足的陋习。对于学部规定凡是穿外国服装或缠足的女孩不准人学。他以赞许的口吻说这是最明智的条例之一。

在他去西安路上，常常有老百姓问他是不是来勘察铁路线的，人们对铁路满怀希望，以为铁路能给他们带来更好的生活。从陕西、甘肃到新疆。他看到很多邮局•邮政线路畅通。能提供便宜有效的服务。他在新疆甚至感叹：&ldo;中国邮政价格显然是世界上内陆邮政最便宜的。&rdo;他访问过西安等地的省咨议局，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些选出来的议员在禁止鸦片等问题上有着共识。他赞许&ldo;良知和礼节是首次各省咨议局开会的特点&rdo;。警察也是那个时候的新生事物，西安的警务学堂以近代方式培训警察，他们值勤时很有礼貌，工作努力，比旧体制进了一大步。甘肃的每个县都有几个警察，站岗、巡逻，在莫理循眼中，&ldo;他们是最文明的人&rdo;。

他在兰州不无惊讶地发现比利时的影响很大，这不仅是因为一位比利时传教士在兰州的高等学堂对学生进行全面、良好的法语教学，另外有一位已过世的比利时人林祖美在中国海关税务司任职16年，是甘肃西部肃州洋务局的负责人，娶了中国太太，很受中国人信任，帮助中国的工程师、技工在甘肃办起织呢局、蜡烛厂、肥皂厂，建立实验室、矿业学堂，开采铜矿、金矿。

从铁路、邮局、企业到咨议局和警察，在通往近代化的路上，中国已经开始起步，虽然步履有点蹒跚，节奏有点缓慢。在西北这样远离沿海，没有报纸，信息不灵的地方，我们都可以透过莫理循的眼睛，看到明显的变化，这是传统的农业文明时代不可想象的。

我特别注意到。莫理循一路西行，从西安到兰州，见到了许多新学堂，那个时代新式教育虽然出现不久，但即使偏处西北，新学也已初成规模。他在西安说：城内学校很多，高等学堂和一般学堂都出奇的好。学校是近代式样，校舍漂亮，教室整洁，但缺乏师资，亟须更多的教师，尤其是高等学堂的教师。中国人没有意识到拥有好教师的重要性，他们不像日本人用高薪聘请好教师。如果教师比学生多有一点知识，中国人就很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