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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章（第1页）

他进人《大公报》，能在这家人才济济的报馆中脱颖而出。做到编辑主任，一度主持编辑事务，并主编内刊《大公园地》，与他务实、认真、负责的态度有关，也与他笔下的独有个性有关。胡政之他们毕竟是能识人、用人的。在他悼念张季鸾、胡政之的那些文章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他们的深情和敬意。他回忆自己的新闻生涯，认为《大公报》也有缺点，但它的优点却比别的报纸多，成就了报业领军的地位，其中一个优点就是《大公报》能培养人才。这是办报成功的资本之一。他说：&ldo;一个全才的新闻记者，实在应该具备文学家、政治家、外交家的基本条件，头脑要清晰，文字要好，政治眼光要锋利，交际手腕要灵活。&rdo;他在北大受教育，在《大公报》得到成长，很多方面，他都坚守着张季鸾留下的传统，特别是不站在某个党派、集团的立场上，而是保持报纸自身的独立性。1947年，国民党制造了&ldo;北塔山事件&rdo;，全国其他报纸都登在要闻第一版。他主持的上海版《大公报》竟然只当作普通消息来处理。第二天，国民党特务包围了编辑部，辱骂了半天，还在墙上写下大字：&ldo;大义何在，公理何在，报格何在！&rdo;王芸生把他叫去，痛责他失职。王芸生出走香港前，把整个报纸的编辑事务交给他。等&ldo;王芸生们&rdo;重返上海接管《大公报》时，又把&ldo;为国民党服务的罪恶&rdo;加在他一个人头上，他只能去资料室。

从许君远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民国养育出来的知识分子是一种什么状态，他们的眼光、心态、气度，他们对世界和社会人生的看法，处处都能令我们感受到民国的气息。那是民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特质，在没有走上激进革命道路的那些人身上，我们很容易看到，即使在许多走上左翼道路的人那里，我们也能依稀感受到。血与火的厮杀、你死我活的政治纷争、此起彼伏的动荡，都没有改变他们，让他们随波逐流，或浮躁不安。在乱世表象之下，掩盖不住民国骨子里的那种安静；在极不确定的时代，他们身上有一种确定的因素，那是文明的因素。所以，在他的文章中处处能闻见一种平静、冷静而富有人的气息的气味，就是典型的民国气味。

深水静流

一陈亚先追忆民国生活

民国是一个动荡的乱世，不断的政治变局，不断的内外战争，将国人的正常生活一次次打断。然而，无论多么残酷的战争也折不断平常人过平常生活的意愿，民国生活在许多过来人的记忆里常常是温暖、亲切的。哪怕物质匮乏、迁徙流离的生活，他们也一样过得有滋有味，而且内心总是有一种不可遏止的念头，要寻求更好的生活，不光是物质的，还有精神的。这样的民国生活当然是值得追忆的。

我觉得，历史不仅是由帝王将相、伟人枭雄、政客名流们书写的，历史更是由平凡人在日常生活中书写的，每个人都是历史这张大网上的一个节点，每个节点都不是可有可无的，在造物主眼里都堪为宝贵，而且不可替代。那些单纯由大人物书写的历史是残缺、不完整的，也是冷冰冰的，缺少生活的质感，这就需要普通人的私人记录来填补，这不是一种简单的补充，叙事者本身也是主体。我们以往的史官文化留下了一个好的传统。也有许多负面的影响，就是眼光未免狭隘，对普通人、对每个个体生命的重视不够，或者说缺乏人的意识。日记、书信、回忆录，所有这些私人记录因此就成为历史叙事的重要部分，与偏重政权更迭、权力得失的官方叙事相比，私人记录关注的往往是人的本身。个体生命对自己亲历的时代的记录，这样的叙事总是带着生命的体温，有着与时代血肉相连的感觉，也真正能深人&ldo;生活的底里&rdo;，与生活本身完全融为一体。一个时代的面目在其底部正是每个生命所经历的生活，他们的记录同样是不可忽略的历史，那是一个人的&ldo;史记&rdo;。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的名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就是由普通人的日常物质生活入手，寻找欧洲近代历史变化的脉络，另辟历史研究的新途径，受到世人的推崇。

《此生此家》只是一个普通人晚年对民国生活的追忆，在93岁的陈亚先老人笔下，没有什么惊心动魄、跌宕起伏的故事，也没有什么大起大落、扣人心弦的情节，然而。正是这些平凡而琐细的日常生活，更真实地呈现出民国生活的本来面目，让我们依稀找到民国生活的感觉。老人出生的1916年正当袁世凯称帝失败，在举国唾骂声中弃世之时，军阀争竞的帷幕就在这一年拉开。国民革命、北伐战争的风云翻卷在她的少女时代。抗日战争的滚滚硝烟曾经遮没她的青春年华，国共角逐的结果决定了她大半生的生活……与那些成王败寇、充满杀戮与阴谋的大历史不同，这里没有喧嚣，没有躁动，在沉重、壮阔的大背景下。人们仍然要有自己的生活，即使陷在不可抗拒的苦难中也总有无价的阳光洒在身上。

她回忆自己的小学、中学和大学生活，那些同学、那些老师，国民党执政的年代，左、右分野泾渭分明，她的小学老师中就有&ldo;教养院出来的&rdo;左翼青年。在她成长的年代，她可以读到不同思想倾向的读物，小学时读过左翼作家蒋光慈的作品，大学的课外书中就有斯诺的《西行漫记》等。&ldo;西安事变&rdo;发生，她正在杭州女子中学求学，事后，每个同学人手一册蒋介石的《西安蒙难记》，而且要求人人写读后感，她在作文中认为&ldo;西安事变&rdo;真相究竟如何，&ldo;倘若单凭一方之言而作出结论，或许永远也解不开其中之谜了&rdo;。如此的&ldo;大逆不道&rdo;，老师也只是要她重写了事，并没有将她打人另册。抗战爆发，她进人上海租界的大同大学，课余做家教，先后辅导过张元济先生的孙女、张自忠将军的后人。在那个国土沦丧、强寇人境的年代，她教读《诗经》中的诗篇，心中点亮的是本民族文化的一线灯火，那种感受更非平时可比。&ldo;孤岛&rdo;沦陷，她由衡阳、独山一路到重庆，在银行工作，经历了民族抗战的艰难岁月，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同事跑警报时的歌声。在叙述这些往事时，老人的笔触无比平静。这是回忆录应有的样式。也是我心目中的民国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