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司徒雷登来说,最终归骨杭州也许是一种小小的安慰,虽然与他的遗愿并不吻合。此外。他父母、弟弟的墓都在杭州西湖边的九里松,而他被葬在杭州北郊工业区附近的一处公墓。也不是没有遗憾。历史的有些页码翻过去就翻过去了,有些页码却是永远翻不过去的。他无疑属于后一种页码,历史深处自有他的位置。同时,他也不是属于某一个国度的。他属于整个世界。从这两层意义来看,在地理上,他的骨灰安葬在哪里,美国还是中国,杭州还是北京,西湖还是半山。真的一点也不重要了。
后记
这些年来,不断有人问及我对民国时代的看法,我出版过的著作确也多与民国有关,涉及政治、经济、教育、文化、法律等方方面面。大约2011年秋天,我在回答记者采访时说过一句话:&ldo;回望民国更多的不是怀旧而是寻找,寻找一个通向更美好的自由、开放社会的。&rdo;
她问及怎样从社会的精神气质层面来评价民国,&ldo;民国范儿&rdo;又是个什么概念。我说,如果要用一个词来评价民国,我首先想到的是‐‐从容。民国是一个多元的时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追求,有人相信实业报国,有人相信新闻报国,有人相信科学报国、教育报国,有人追求共产主义,有人追求自由主义,有人追求国家主义。很多人为了理想,可以抛头颅洒热血,即使明天可能被杀头也不在乎,仍然从容面对,许多左翼青年就是这样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那个时代没有一个&ldo;大一统&rdo;的意识形态,社会还是多元的,知识分子可以找到各自的生长空间,你喜欢做什么,就可以往那个方向去做。所以有些人搞乡村建设,有些人搞平民教育,有些人办实业,有些人办学校,各按自己的理想、愿望在努力,大处着眼,小处人手,也做出了各自的成绩。
民国在大陆存续的38年间,多数时候,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还是正常的,国家没有完全扼住社会的脖子,虽然也凌驾于社会之上,但无论北洋时代还是国民党时代,都有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国家没有把整个社会给吞没了。就是说,国家是国家,社会是社会。学校还是教育家们办的。报纸还是报人办的,知识分子做知识分子那一块,政客做政客的。各管各的。中国人向往&ldo;百家争鸣&rdo;,而百家争鸣往往出现在比较动荡不安的时代。正因为它动荡、不确定,才给文化、教育等精神性的领域。也就是给社会留出了一定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民国是继春秋战国和魏晋时代后,中国史上难得一现的开放时代。
对于&ldo;民国范儿&rdo;,或者可以说&ldo;民国形象&rdo;,我的理解是从容的、个性的、坦荡的、阳光的、常常超越了恐惧的,即使面对死亡也没有那么猥琐和苟且,这份从容首先来自王纲解纽、千年皇权被打破后的一种释放感,也是晚清以来与世界接轨,呼吸到外部世界空气带来的开放感,同时也是仍然保持着古老文化传统、没有断裂的一种自信与淡定,那是一个人活在至少可以为自己的梦想而流血的时代里,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生命状态。即使也有软弱、犬儒和叛卖,有阴谋、谎言与嗜血的一面,但毕竟个体生命还可以从容地选择如何死。
帝国尽头是民国,老旧帝国难以为继,初生的民国也并非一帆风顺,民国诞生曾给古老民族带来的欢欣与激动,却迅速消逝在称帝、复辟和一次次的厮杀之中。不同的人寻找不同的方案,选择不同的道路,在一个速变、大变、剧变的转型时代里,人们渴望找到方向,不仅为重新安顿个人的身心,也是给家国求出路,赋予这个变动中的中国以全新的意义。
收人本书的短文大体上写于2006年迄今的八年间,《先锋国家历史》、《文史参考》创刊时先后约我写过大约一年的专栏,《新世纪周刊》也约我写过一年的专栏,内容虽以民国史为主,却也有不少关乎民国前夜、帝国如何转人民国这个过程的,已超出民国的范围。我想起少时即熟悉的《三国演义》开篇那首词,&ldo;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rdo;这几句尤其动人,既有穿越时间的沧桑感,也有肉体生命无可奈何的沉重喟叹。我突然想,我写下的这些片段,不正是在&ldo;浪花淘尽英雄&rdo;的过程中一次又一次溅起的水珠、水花或泡沫吗?我将这些零散的读史笔记分为六个部分(民国前夜、民国创立、五色旗下、青天白日、寇深国危、浪花淘尽),大致上以时间为序,其中第六辑&ldo;浪花淘尽&rdo;时间跨度较大,一直到司徒雷登归骨杭州时。&ldo;是非成败转头空&rdo;,历史的浪花消歇,生活仍在继续,我们也在历史当中。
2014年8月13日于古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