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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第1页)

在科举制废除和新式学堂陆续出现之后,咨议局的诞生,意味着中国在通往现代政治的路上艰难地迈出了一小步,放在百年之前,这一步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尽管选举中有贿选现象,个别地方还出现了暴力,选民的表现也比较淡漠,但是沿着这个方向一步步走下去,路就会越走越宽。不幸的是,一个被既得利益蒙住了双眼的上层集团,对此没有足够的认识,他们一次次地拒绝以咨议局议员为中心发起的请愿开国会等要求,越是搞改革,反而越是把权力往皇族手中收拢,在&ldo;皇族内阁&rdo;出笼之后,咨议局代表的这条渐进变革之路实际上就走不下去了,历史等待着辛亥革命的发生。当然,就是革命之后,历史仍将回到民主选举的轨道上来,晚清咨议局走出的这一步仍不能小看。

端方存牍中的晚清危机

在晚清的封疆大吏中,端方算是个有才能、有见识的满人,在官场和士绅中口碑颇好,在两江总督、直隶总督任上都有所作为。他热爱收藏,主张走立宪之路,曾出洋考察宪政,著有《列国政要》等书,他不幸卷人辛亥的历史大浪中,惨死在四川资州,头颅都被割下来,浸在煤油匣里,到处示众。他生前收集的大量文物星散,许多同僚、朋友为他的死而哀伤,其中包括选择了共和的状元实业家张謇等人。在他身后留下了一批信札,很多年后在海峡对岸成书出版,名为《甸斋(端方)存牍》。这些来信透露了晚清中国的许多真实信息,我们在字里行间可以进一步读懂那个时代。

写信给端方的人中有恭亲王溥伟、海军大臣载洵贝勒、镇国公载泽这样的天潢贵胄,有裕禄、良弼、铁良、瑞澂、岑春煊、陈夔龙、孙家鼐、魏光焘、张之洞、徐世昌、盛宣怀、李经羲这样的重臣、疆吏、将军,也有严修、严复、王闾运、陈三立、叶德辉这样的饱学之士,有袁世凯、张謇、沈家本、伍廷芳等人,这些名字都是那样显赫,或在当时,或在未来的史书中。1909年,载洵在他到直隶赴任时写信为朋友叶崇质谋取巡警道一职,罢职在河南彰德的袁世凯则派弟弟袁世传送上土特产:汴绸八匹、咸菜二十篓。

时代的危机已逐渐显明,面对即将发生的变化,朝廷官员也并非毫无知觉。1907年夏天,离安徽巡抚恩铭被刺不久,端方刚到两江总督任上,因为江淮赈灾而赢得好感,世袭侯爵的李鸿章嫡孙李国杰写信给他说:&ldo;数年来,水旱频仍,盗贼蜂起,夜观天象,荧惑光芒折人南斗,分野适应江南一带。虽新学家无此占说,究宜先事预防,以期弭象于未形。公亦信此说否?&rdo;那个时代,以&ldo;天象&rdo;来预测未来时局比较流行,我没有看到端方的回信,不知他会如何回应,当时他正热衷新学,兴办了许多新式学堂,严修、熊希龄等人都对他寄予厚望。严修在这年正月写给他的信,就是关于在南京设高等学堂的,对他很有恭维:&ldo;夫繁盛重要,莫江南若矣。又适得学识气魄如公者,以谋取始,此千载一时之会也。&rdo;

如果说&ldo;夜观天象&rdo;之说靠不住,同年秋后,江苏籍的吏部官员沈云沛写给他的信中所说就是事实,&ldo;敝省今岁托公福容,乃亦有秋,民气大和,民心亦靖。惟兵学界日益嚣然,毖后之图,不得不预,惟公刚决之柔服之耳&rdo;。这是提醒,也是建议。沈云沛的观察是准确的,兵学两界确实成了清廷的掘墓人。

1908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给端方信中也说:&ldo;方今时局如行荆棘丛中,动辄有所窒碍,东三省其尤甚者耳。&rdo;身为封疆大吏,端方对时势应该是同样清楚,无论他在两江规划地方自治,还是开创新式教育,以及支持新兴的工商业,筹办南洋劝业会,都可以看作他在积极应对急遽变化的时代。

然而,无论他怎样努力也扭转不了大势。1909年他调任直隶总督,不足半年即遭革职,李国杰弹劾他的奏折指控他在慈禧太后出殡时安排沿途拍照,&ldo;全无心肝&rdo;,违反祖制。而且说他架设电线杆在风水墙外。辛亥春天,端方被再次起用,出任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郑孝胥说他静极思动,是他的功名之念害了自己的性命。当然他的死因不只这么简单,他只是赶上了一个变幻不定、把握不了的大时代。

中国报业的少年时代

不少研究中国新闻史的人总是把本国报业史的源头远溯到唐代(甚至更早)的邸报,连传世之作《中国报学史》的作者戈公振也未能免俗。其实,古代邸报与近代意义上的新闻纸根本不是同一回事,硬扯在一起最多只能增加一点虚无缥渺的&ldo;民族自豪感&rdo;,骨子里不过是一种凡事都是中国&ldo;古已有之&rdo;的心态在作怪_。

&ldo;自唐代起,中国就有了邸报。但邸报的作用仅限于传达朝政信息,所载内容无非皇帝诏令、诸臣奏议与宫廷动态而已,且只供官吏士大夫阅览。及至晚清,欧美传教士和商人来华办报,将西方报纸模式输入中土,开启中国近代报业之端绪。&rdo;®毋庸讳言,中国报业史的第一页是由外国人书写的,报纸是舶来品,不是中国文化中自我生长出来的。中国报业少年期所迈出的每一步都与整个晚清大变局休戚相关,报业的兴起与政治、社会和文化潮流的变动不可分割。

从外人在华办报开始,国人从译报到办报。从维新报业到革命报业,&ldo;以报业发展为经&rdo;,初生的报业经外国人之手在中国落地生根、发芽、成长,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到一个新生事物在古老民族嫁接的艰难。从1815年第一种中文月刊在马六甲问世到1872年对近代中国影响深远的《申报》在上海诞生,再到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口报》,其间经历了近一个甲子的漫长岁月。从1874年到1896年《时务报》一纸风行又是22年,而严格意义上的报、刊分家要等到1904年《时报》出世才算初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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