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不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说电子游戏对塑造他们的世界观发挥了重要作用。换作在几年前,我可能会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但现在我已经逐渐意识到,对斯诺登这一代人来说,在树立人们的政治意识和道德观念、帮助大家理解自身价值方面,电子游戏的作用毫不亚于文学、电视和电影。它们也能呈现复杂的道德困境并引发玩家的思考,尤其是对那些开始质疑自己所受教育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斯诺登告诉我,早些时候从工作中得出的道德方面的思考是&ldo;我们个人发展的模版和诱因&rdo;,而且成年之后尤其认真反思道德义务和心理方面的局限性。他解释说:&ldo;人被动服从的原因是对后果的恐惧。一旦抛开金钱、事业与安全这些身外之物,你就可以克服这种恐惧。&rdo;
对他的世界观同样产生重要影响的是互联网史无前例的价值。跟许多同代人一样,对他来说,互联网并非用来完成各种任务的简单工具,而是他的心智和个性成长的世界,互联网本身赋予了他自由、探索的机会以及精神成长和领悟的潜在空间。
在斯诺登看来,互联网独一无二的价值无法衡量,要不惜一切代价予以保卫。十几岁的时候,他就通过互联网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跟远方有着完全不同背景的陌生人聊天。没有互联网,他绝对接触不到那些人。&ldo;大致说来,互联网让我体验了真正的自由,发掘了我全部的潜能。&rdo;谈到互联网时,他显然非常愉快,甚至充满激情,他又补充说,&ldo;对许多孩童来说,互联网是自我实现的途径,他们可以探索自我,发现自己的发展目标,但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匿名才行‐‐即使犯了错误也无人知晓。我很担心,恐怕我这一代人是能享受这种自由的最后一代人。&rdo;
这种观点对他的决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ldo;我不想生活在没有隐私、没有自由、把互联网的独特价值都消灭掉的世界里。&rdo;斯诺登告诉我。他说他不得不采取行动阻止这种情况的出现,或者更确切地说,让别人来决定是否为了捍卫这些价值观而采取行动。
除此之外,斯诺登反复强调,说他的目的不是摧毁国安局使其无法继续实施监控。他告诉我,&ldo;这不是我能做的事。&rdo;相反,他想提醒美国及全世界人民他们的隐私正在受到侵犯,要让他们知道真相。他坚持说,&ldo;我不想破坏现有的体制,只是让民众来决定这些行为是否可以继续。&rdo;
斯诺登这样的告密者往往遭到妖魔化的攻击,称他们生性孤僻或一事无成,做事并非出于良心,而是因为生活失败后精神错乱、态度沮丧。但斯诺登却截然不同,他生活中有许多让人艳羡的方面。做出披露那些文件的决定意味着他要跟深爱多年的女友分手,离开支持自己的家人,放弃在夏威夷天堂般的生活、稳定的职业以及丰厚的收入,放弃充满各种可能性的人生。
2011年在日本的工作结束后,斯诺登回到了国家安全局在马里兰州的另一家机构,依旧为戴尔公司工作。加上奖金,那年他的年薪超过20万美元。工作主要是跟微软及其他科技公司一起为中情局和其他部门打造安全的电脑系统来储存文件和数据。谈到当时的情况时,斯诺登说:&ldo;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在那个岗位上,我亲眼看到政府尤其是国安局与民营科技企业合作窃取民众的通信记录。&rdo;
在那天5个小时的询问过程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在香港与他交谈的整个过程中,斯诺登几乎一直表现得冷静、客观而又镇定。但在提到让他义无反顾站出来告密的原因时,他变得有些情绪化甚至略微有些恼火,说道:&ldo;我知道他们建立这样一个系统是为了在全球范围消灭隐私。目的就是任何人只要在网上交流,国安局都能收集、储存并分析他们的通信内容。&rdo;
正是因为这种想法,斯诺登才下定决心要将其检举揭发。2012年,他被戴尔公司从马里兰州调任至夏威夷。在2012年的一段时间里,他下载过一些他认为应该曝光于世的文件,还有另一些文件,但并不是为了公开,而是旨在帮助记者搞清事情的来龙去脉。
2013年初,斯诺登发现还需要一批文件,但是在戴尔公司工作的他却接触不到,要拿到这些文件他必须获得另一份工作,被任命为基础架构分析师,然后才能有机会接触到国安局的监控原始数据库。
心里想着这个目标,他申请了博思艾伦咨询公司夏威夷一处机构的一个岗位。该公司是全国最庞大的私营国防承包商,员工中很多前政府官员。为此他放弃了高薪职位,因为这份工作让他可以下载完整描述国安局秘密监控活动所需的最后一批资料。更重要的是,由此他可以收集关于国安局秘密监控美国内部全部电信基础架构的信息。
2013年5月中旬,他跟公司说去年得了癫痫病并以治病为由请了几周的假。他整理好行李,包括4个不同用途的新笔记本电脑。他没有告诉女友要去哪儿,实际上平时出差他也不会告诉她自己的目的地。他是想不让女友知悉内情,这样一旦日后他的身份曝光,她也不会受到政府的骚扰。
他于5月20日从夏威夷来到香港,用真实姓名入住了美丽华酒店,之后就一直待在那里。
斯诺登住酒店并没有隐瞒身份,而是用自己的信用卡付账,他的解释是自己的活动情况迟早会被美国政府、媒体以及几乎所有人审查。他希望如此可以防止有人说他是外国间谍,因为如果在此阶段他躲藏起来难免就会出现这种猜测。他说自己的目的就是要向公众表明自己的活动情况都能解释清楚,其中不牵扯什么阴谋,而且他是独自行动。在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国政府看来,他就像一个正常的生意人,不是玩失踪的潜伏者。他告诉我:&ldo;我并不想隐匿自己的身份,因此没必要躲起来,让阴谋论者或妖魔化我的人有借口。&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