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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5章（第1页）

&ldo;至于莫人杰，即令解决了债务、分润了钱财，顶着个死厨子的姓名，依旧想过他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荒唐日子。可老家是待不下去了，便由洪达展安排，往香港落脚。洪达展足跨政商两界，兑旧港币更上层楼，可说是得意风光之极，在青岛、上海、南京各地都置着产业，香港自不例外。从另一方面设想，他也不希望莫人杰在内地招摇，因此买下了湾仔地区一座相当讲究的宅子，原名叫&lso;千岁馆&rso;‐‐&rdo;

&ldo;&lso;千岁馆&rso;我知道的。那是抗战初期日本驻港情报机关在湾仔地区设立的一个俱乐部。&rdo;我亦点头应之，&ldo;倒是不对外营业，日本人称之为&lso;会员制&rso;。我在写《粉墨春秋》的时候注意过这条材料，可惜用不上。&rdo;

&ldo;其实&lso;千岁馆&rso;就是个专门接待各地前往香港跟日本军部办交涉的大小汉jian的招待所。&rdo;魏三爷道，&ldo;洪达展买下来是有眼光的。试想：战后再要同日本人做起生意来，此地宁非佳处？可是他碍于身为中枢要员，坐拥一片日寇的物业，自不好明目张胆，遂委了莫人杰前去经营，直到一九四九年为止。

&ldo;可怜人算不如天算，洪达展做梦也不会料到：连他自己都是糊里糊涂跟着&lso;老头子&rso;的部队播迁来台，又哪里顾得上莫人杰的出处呢？然而此子自年少之时便溷迹江湖，跟着洪达展耳濡目染个几年下来，当然也学了不少手段。加之以香港弹丸之地，龙蛇混杂、风尘嚣攘，反倒让莫人杰交际了不少人物。其中有一个人，姓连名贯，原先干过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副主任。此人精通摄影技术，冲晒放大，无不娴巧，尤善于以长焦距镜头偷拍人物，曾于抗战中期摄得五六十张出入&lso;千岁馆&rso;的汉jian照片，算是替共产党立下了不小的功劳。

&ldo;一九四九年中，神州变色，国民党迁台，共产党人民政府成立，少不得论功行赏。这位连贯便成了大陆驻港办事处的主任，一日旧地重游，大约是向莫人杰吹嘘起曾经在&lso;千岁馆&rso;从事秘密工作的往事，莫人杰也约莫是透过了连贯的这层交往关系，才又找着了&lso;那一边&rso;的靠山。只不过海峡迢递、竹幕深垂，魏三对这其中的关节榫目，所知也仅止于此‐‐倒是洪达展这一边，不得不另有一套说法和做法。这，就株连到日后的一宗大难了。&rdo;

魏三爷说到这里，我恍然若有所悟，而其情犹似隔靴搔痒，抓不着要害，只好凭着直觉一猜：&ldo;外间虽然不知道是洪达展一手安排那莫人杰&lso;借尸还魂&rso;，可香港在地的人物却总该听说过他盘下&lso;千岁馆&rso;，乃至于交给一个叫&lso;周鸿庆&rso;之名的人经营的事罢？&rdo;

&ldo;这正是症结所在！&rdo;魏三爷撮起口唇，&ldo;呼呼&rdo;怪笑了几声，才道，&ldo;当年国共作殊死战，&lso;老头子&rso;坐失大片江山，退居蕞尔之岛，仇&lso;匪&rso;恨&lso;匪&rso;之念，须臾未曾释怀，自然无时无刻不透过各方特务人员潜赴各地打探敌我虚实，俾能早日反攻。试想：近在咫尺、位居要津的洪达展在香港方面有那么一层不尴不尬的老关系，居然还攀上了共产党在八路军时代的特务头子，他该如何向&lso;老头子&rso;交代？&rdo;

&ldo;我看他没法子交代。&rdo;我不觉冷笑了两声‐‐设身处地以洪达展的立场琢磨，其情倒颇似周弃公口中那有苦难言的&ldo;钱收发&rdo;，因为一旦和盘托出，说不定还会扯出当年如何教唆莫人杰觅佣代死的旧案来。

&ldo;这就是你们写小说的斗不过玩儿政治的了！&rdo;魏三爷似乎早知我会有此一答，当下如此应道；可是一转瞬间，又&ldo;呼呼&rdo;笑了两声，摇晃着脑袋，叹了口气，&ldo;唉！也别说你，当年就连我们&lso;老爷子&rso;、外加一个我，乃至身在极峰的&lso;老头子&rso;都未曾料到，洪达展给咱们变了个偌大的帽子戏法儿。要说有能看出了那戏法儿的，恐怕只有一个李绶武。可谁叫他外号人称&lso;哑巢父&rso;‐‐明明窥出了底蕴，却始终不肯揭穿。&rdo;魏三爷接着试探地问了一句，&ldo;高阳老弟，你还记得当年有那么一个&lso;反共自觉运动&rso;否？&rdo;

我略略迟疑片刻，点了点头，道：&ldo;怎么不记得？&rdo;

那是发生在一九六二年三月间的事。早在一九五九年中，我已经服务军职满十周年、离开了王叔铭总长的幕僚，且经林适存先生（笔名南郭）之引荐，由中华日报郑品聪社长聘为特约主笔，负责撰写些社论、专栏之类的稿子，对于规模如此庞大的一个运动自然不陌生。

这个运动表面上是&ldo;警备总部&rdo;政治部主任王超凡中将发起的，目的是在鼓励那些曾经一时&ldo;为共党引诱、胁迫、欺骗，而不得不与匪交往、接触、周旋的人士&rdo;自动出面向警总表白。举凡涉有违反《惩治叛乱条例》第二至七条、《戡乱时期检肃&ldo;匪谍&rdo;条例》第九及十三条者，以及曾有附&ldo;匪&rdo;情事而未办理自首、登记，或自首、登记得不彻底、不诚实者，皆可以在三月一日到四月三十日间向警总办理自觉。此外，这个运动还有另一项内容，那就是&ldo;凡确信某人在台有&lso;匪谍&rso;嫌疑，虽因缺乏有力证据、却有向政府报告之必要、以免涉及&lso;知匪不报&rso;之罪者，亦得在此期间向有关单位举发。&rdo;这个运动还将&ldo;反共自觉表白之事实&rdo;的时空范围推溯、拓展至&ldo;共党武装叛乱以前&rdo;、&ldo;发生地区非仅台湾，大陆、国外亦包括在内&rdo;。

从表面上看，&ldo;自白免责&rdo;之举是当年&ldo;安定后方、巩固复兴基地&rdo;的措施，也是受屈遭谤者洗刷嫌疑、还我清白的机会。可是既要人自觉表白，何以又加上一段鼓励检举的内容？当是时，我看出其中有这么一个逻辑上的牾，遂写了一篇社论，题曰：《既云纵之，何复枉之？‐‐关于反共自觉运动目标与作法的商榷》。文章给上头压了下来，郑社长很委婉地向我解释：关于这个题目，已另有轮值主笔撰就一文，我这一篇，他只好&ldo;留中不发&rdo;了。然而在面谈结束之际，他语重心长地向我面授机宜，道：&ldo;高阳兄，日后再碰上这种看似&lso;以子之矛、攻子之盾&rso;的政令，你就该明白，它是两股势力调不匀、斗不拢的结果。以&lso;今上&rso;的驭下之术，就是&lso;存而不论、以待来兹&rso;而已。&rdo;

这话说得含蓄，却极为清楚：&ldo;反共自觉运动&rdo;有表里两面，无论其初衷来意是疏其网、宽其刑，抑或是密其网、严其刑，都有另一方面相颉颃的势力阻挠之、制衡之。到头来决定这个运动之功过成败的，已非理性检验之真伪是非，而是斗争角逐之强弱消长了。

魏三爷提到这一点，印证了我当初的怀疑；然而他指出了更诡谲的内幕，却是我始料所未及的。原来此事与我曾两度自田仲武和王新公口中接闻的一个人有关：李绶武。

早在这个&ldo;反共自觉运动&rdo;之前，政府曾经办理过几次名目不尽相同、而实质十分类似的活动。如：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由&ldo;国防部&rdo;总政治部公布过两次&ldo;自首办法&rdo;，前一次所针对者为&ldo;匪谍&rdo;，后一次益示其宽而发明了一个词儿，叫&ldo;附匪分子&rdo;，且两次活动也都连带地公布了&ldo;检举奖励办法&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