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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第1页）

东晋王朝建立以后，&ot;常患官少才多，无地以处&ot;，从北方南渡而来的士大夫和南方原有士族的权力如何分配，成了棘手问题。权衡结果是：南方原有的上族保留其既得的利益，而南渡的士大夫也要安排其官衔职位。而这样势必出现&ot;僧多粥少&ot;的局面，所以朝廷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将郡县划小，官府增多，每个官府人员增加，特别是号称江南富庶之区的吴郡、吴兴郡、会稽郡首当其冲，吴郡有户二万五千，但设置了十一个县，每具二千余户;吴兴有户二万四千，设县十个，每县亦两千余户;只有会稽郡户数三万，设县十，每具平均三千户，这是当时很大的县了。有的小县甚至户不满三百，有的郡户不过二千。1王羲之给谢尚的信说：&ot;江左平日，扬州一良刺史便足统之。&ot;2机构、郡、县增多，人员数量也为之增长。仍以郡、县为例：据《晋书&iddot;职官志》：&ot;郡国户不满五千者，置职吏五十人，散吏十三人;五千户以上，则职吏六十三人，散吏二十一人;万户以上者，职吏六十九人，散吏三十九人。郡国皆置文学椽一人。&ot;县一级，&ot;户不满三百以下，职吏十八人，散吏四人;三百以上，职吏二十八人，散吏六人;五百以上，职吏1《晋书&iddot;地理志》。

2《晋书&iddot;王羲之传》，王羲之任会稽内吏时，谢安尚未出世，原作给谢安的信，应是结谢尚的，故改。四十人，散吏八人;千以上，职吏五十三人，散吏十二人;千五百以上，职吏六十八人，散吏一十八人;三千以上，职吏八十八人，散吏二十六人。&ot;再加上五百户以上的县所设置的乡级官吏，由下而上，刺史及朝廷各衙门，征、镇、安、平诸将军幕府，其人员数量非常庞大。这么多的官吏，他们不是无所事事，尸位素餐;就是到处扰民，搜刮钱财。据王羲之说：&ot;又自吾到此，从事常有四五，兼以台司及都水御史行台文符如雨，倒错违背，不复可知，??主者莅事，未尝得十日，吏民趋走，动费万计。&ot;各官府之间&ot;为法不一，牵制者众&ot;。

魏晋时期实行的&ot;九品中正法&ot;，起初是&ot;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ot;3，后来徒有虚名，官职成为中正官的一种交易，任人唯亲愈演愈烈，逐渐发展成&ot;门阀专政&ot;。

由于西晋的连年战争，特别是西晋灭亡后，北方大批士族逃到江南，东晋政权建立后，形成了&ot;北方大族为主，南北大族的共同专政&ot;局面。它的特点是重视&ot;门资&ot;。没有一定的家庭、士族背景，那么与政治舞台是无缘的，&ot;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ot;1正是这种状况的真实写照。

门阀士族是历史进程中封建等级制度的产物。门阀士族中的人并不全是昏庸、无能之辈。东晋之初，风雨飘摇，中原少数民族首领虎视眈眈，南北土族、移民与土著人矛盾重重。加之皇帝短命，弱主强藩，形势十分复杂。在这样的情况下，王、庚、桓、谢四家为建立和巩固政权出力最多，威望也最高。他们联合南方士族，实行集体议政方式，初定国家大事，尔后经皇帝（或代替年幼皇帝摄政的皇太后）决定，诏令实施，这实质上是君主制下士族权贵合议的国家体制。明帝大宁三年诏：&ot;大事初定，其命惟新。其令大宰、司徒已下诣都坐参议政道，诸所因革，务尽事中。&ot;这些都足以说明并不是所谓&ot;政出多门&ot;。

东晋时期除个别高级官员专权跋扈外，一些身居高位、辅政的重要人物尚能以大局为重，为东晋政权的巩固竭尽全力。王导在元帝时任丞相，后来又经历了明帝、成帝，&ot;为政务在清静，每劝帝克己励节，匡主宁邦&ot;，&ot;善处兴废&ot;。成帝五岁时继位，&ot;主幼时艰&ot;，年轻的庚亮辅政，不少人为此忧心忡忡，然而庚亮&ot;非惟风流，兼有为政之实&ot;。1康帝时，庚亮的弟弟庚冰辅政，&ot;既当重任，经纶时务，不舍昼夜。宾礼朝贤，升擢后进，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贤相。&ot;2孝武初年由王坦之与谢安辅政，王坦之在政治上推崇谢安，但反对他狎妓奢华的作风。王坦之临终时致信谢安、桓冲，没有涉及自己的一点私事，谈的都是国家大事，这些人物传记的记载难免有些溢美之词，但基本上是事实。

东晋初期如何安置南迁的侨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自西晋永嘉之乱起，江北的&ot;幽、冀、青、并、兖及徐州之淮北流入相帅过江淮&ot;，以后&ot;及胡寇南侵，淮南百姓皆渡江&ot;3，总计人口达一百多万。当时东晋草创，经济3《宋书&iddot;恩倖传序》。

1《廿二史&iddot;札记&iddot;九品中正》。

1《建康实录》卷七。

2《晋书&iddot;庚亮庚冰传》。

3《晋书&iddot;地理志下》。

上根本无力救济，如此庞大的流民队伍，在王导主持下东晋朝廷制订了侨寄法，设立了许多侨州、侨郡、侨县，借助大族力量垦荒务农，对流民免其赋役，这不但对安定人心，减少社会混乱起到积极作用，更重要的是推动了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长江中下游地区，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适合农作物的生长，但人口稀少，农业技术远不如中原地区先进。大批流民进入这一地区，为这里的农业增添了充足的劳力，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农业技术和农作物品种。侨居农民&ot;区种寂麦&ot;，他们与当地原来农民和睦相处，经济的交流和文化的交流同时进行。随着&ot;京洛倾覆&ot;，门阀士族相率南渡过江，他们之中有很多著名的艺术家，这些艺术家将书法艺术等带到江南，使晋代的文化艺术延续发展下去。

由于较好地处理了南北士族之间和南迁侨民与上著之间的种种矛盾，所以出现了&ot;君臣和睦&ot;、&ot;君臣戮力&ot;、&ot;上下同心&ot;的政治局面。这对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当然，这是就东晋初期的整体而言的，同部方面还有许多问题。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发生了变化，与前期就不能同日而语了。

东晋南北大族地主因为共同的利益而结合在一起，实行联合专政的门阀政治。封建统治者对农民实行&ot;按丁课田&ot;，强制每一个成年农民耕种一定数量的田地，并按一定的田地数量收取租赋，就是所谓的&ot;课田&ot;。世家大族地主们占有大量的土地而没有课田。当时的王氏家族经济势力强大，受赐钟山田八十多顷，他们&ot;汽山封水，保为家利&ot;。东晋世家大族经济的发展为东晋政治上的统治创造了物质条件，北方大族在江南为了保存既得利益不想收复失地，他们很明白&ot;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ot;1离开苦心经营的江南沃土、产业，冒着很大的风险北伐，去收复失去的江山，士族中很多人都不愿意。对于北伐，虽然在一些北方来的将领中表现出强烈愿望，并付之于行动，但结果都失败了。这中间，除了他们个人的、客观的原因以外，缺少世家大族的有力支持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从客观上说，这一阶段由于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生产有了发展，人民生活也有了相对稳定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