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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第1页）

这一次北京开会，青海只有他一个人参加了会议，开会期间，薛廷臣是和天津的几个代表住在一个四人房子里，听了这个报告以后，晚上没事，几个人就在一起议论会议的内容。他们都认为，章部长说国家的仪仗队是白吃粮食是浪费和犯罪，这句话说的就是不对。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视，从新闻纪录电影里，他看见过国家领导人毛主席和周总理接见外国元首时出现的陆、海、空三军仪仗队的场面。薛廷臣尽管文化水平不高，但他觉得，国家的仪仗队，是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形象的。他怎么能说这是浪费和犯罪呢？他的看法得到了同室代表的赞同。

后来的事实说明了薛廷臣的看法是正确的。过了没多长时间，反右派运动开始了。《人民日报》上刊登了章　（章乃器）、罗（罗隆基）右派集团向党猖狂进攻的文章。后来两个人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当然，他们肯定还有其它的言论和问题。

薛廷臣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就是在北京开会期间，他还是时刻记挂着他的榨油厂。榨油厂的榨油机是天津生产的，会议刚一结束，他就专程去了一趟天津，从搾油机厂买了一些机器配件，当天又返回了北京。

从北京返回青海的时候，他想顺便再回一趟家，就没有在北京等着买卧铺票。在买票的时候，他打听到从太原也有到风陵渡的火车，他便买了一张从北京到风陵渡的直通车票，经过太原车站签字倒车再到风陵渡下了车，便回到家里呆了两三天。

这是他九年来的第二次回家。

薛廷臣很爱他的家乡，一有机会就想回家看看。后来在商业部门当采购员的时候，出差只要经过孟塬车站（现在改为华山车站），如果任务不那么紧，他便有意不买卧铺票，就是想利用车票的有效期限，下车到家里住一夜或停上一天半天的。

自食苦果[本章字数：3647　最新更新时间：2013-11-2808:27:590]

026　自食苦果

一九五七年五月，青海省民政厅在西宁召开全省的工资会议。桥头榨油厂接到青海省工业厅和大通县政府的两个通知（青海省工业厅的文件是抄送件），要榨油厂的厂长到省里参加全省工资会议。大通县政府副县长韩国良、民政局的一个分管工资的干部和薛廷臣三个人参加了这次工资会议。

会议期间，薛廷臣看到了青海省工业厅拟定的调整工资方案。省工业厅把桥头榨油厂丶大通陶瓷厂都列为县（处）级单位。这两个厂的厂长最低工资限额为行政十七级，副厂长最低工资限额为行政十九级，和工业厅领导的其它县级厂矿是一样的，也和大通县政府的正、副县长是一样的。

青海省工业厅原来给桥头榨油厂配备的厂长是部队转业的正营级干部，工资就是行政十七级。薛廷臣去桥头榨油厂的时候，省工业厅刚把桥头榨油厂的行政领导关系交给大通县领导，业务上仍由青海省工业厅指导。他到桥头榨油厂工作以后，曾参加过几次青海省工业厅召开的业务会议。

工资会议以后，薛廷臣是随大通县定的级，大通县给他定为行政十九级。尽管级别少定了两级，但亲自参加了全省的工资会议的薛廷臣并没有怨言，他在个人利益上一般很少计较。

大通陶瓷厂以后又划分为大通一、二陶瓷厂和大通玻璃厂三个厂，这三个原来都是县（处）级单位。这些厂子的行政领导关系，后来也郝移交给大通县政府领导后，厂子的规格也都成了大通县管辖的（科）局级单位。

一九五七年九月下旬，大通县委在桥头大通饭店召开县委扩大会议，通知县直各单位的党员领导干部全部参加。因为各单位的一把手，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员，只有个别单位的副职是非党员群众，参加会议的人很多。

县委扩大会议开了三天，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农村农业合作化的中心工作。县委书记讲话以后，按照会议的安排，各有关部门都作了发了言。县委要从各单位抽人下乡搞农业合作化的中心工作，会上宣布了从各单位抽调的人数，从榨油厂抽出来农村搞农业合作化人数是三个。

宣布从各单位抽调人数以后，县委书记崔永兴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台下没有人发言，但却在下边嘀嘀咕咕私下议论：

&ldo;抽的人太多了，影响单位工作。&rdo;

&ldo;我们的业务和合作化八竿子都打不着，放着自己的工作不干，去管那些闲事。|&rdo;

&ldo;这是县里的中心工作，我觉得还是应该去。&rdo;

&ldo;这样一来，单位的工作就不好安排了。&rdo;

……

很多业务单位的领导对抽人下乡都很有意见，但却没有人出面说话。

突然有人发言了：　&ldo;榨油厂是生产单位，一共只有九个管理干部，一下子抽调三个人下乡，对生产影响太大。&rdo;发言的是榨油厂厂长薛廷臣。

县委是按各单位的人数多少分配抽人的名额。当时榨油厂一共有七十多名干部和工人。薛廷臣此时心里想到的是榨油厂是三班倒的生产单位，工人不能抽，一下抽三个人去下乡的确有困难。他是从榨油厂的工作实际考虑的，只怕影响了榨油厂的生产，根本就不会看形势，也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和利害关系，更不会耍滑头，在别人都不吭声的情况下，他快语说出了这种场合不该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