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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第1页）

当齐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不协时，管仲似乎更乐于用商战的办法来削弱其他国家的势力。在《管子?轻重戍》中便记载了一则十分精彩的案例‐‐

鲁国和梁国都是东方的大国，特别是鲁国，向来与齐国并称&ldo;齐鲁&rdo;。鲁、梁两国的民众擅长织绨，这是一种厚实而光滑的丝织品，用它裁剪而成的衣服是当时最高档的服装。管仲就恳请齐桓公带头穿绨衣，还让他的左右侍从也跟着穿。很快，穿绨织的衣服成了齐国上下的时尚。虽然绨的需求量猛增，供不应求，管仲却不允许本国人生产绨织品，而是一律从鲁、梁两国进口。管仲召集这两国的商人，对他们说：&ldo;你们为我织绨十匹，我给你们三百斤铜，如果织了百匹，我就给三千斤铜。这样一来，你们两国即使不向人民征收赋税，财用也足够了。&rdo;鲁、梁两国果然中计，在政府的鼓动下，民众纷纷从事绨的纺织，农事因此荒废。一年多下来，粮价暴涨。到了这时，管仲下令关闭与鲁、梁的通商关口，不再进口一匹绨布。两国经济顿时崩溃，难民纷纷涌入齐国，管仲顺势让他们去开拓齐国的很多荒地，反而促进了农业生产。鲁、梁从此一蹶不振，鲁国的国君不得不亲自到齐国去纳币修好。

管仲还曾用同样的手段制服过莒国和莱国。这是中国古代史上罕见的商战案例，管仲无疑是利用了国际贸易中的供求关系，其手段之高妙和狠辣，迄今仍让人叹服。

中国古代版的&ldo;凯恩斯&rdo;

中国历代首相级官僚，商人出身者非常罕见，仅先秦管仲、元朝阿合马、镇海和桑哥、民国宋子文和孔祥熙诸位。

管仲很长寿，活到80多岁，他早时潦倒，盛年治齐，四十载而成霸业。在公元前7世纪，地球上绝大多数的地区仍处于荒蛮时代，中国却能诞生这样的经济大师，实在算是一个奇迹。他重视制度建设，思想务实，以发展经济为治理主轴，所涉及的许多经济命题，如产业政策、财政、税收、价格、消费、国际贸易等，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治国范畴，这位没有上过一堂经济学课程、屡次创业失败的商人无疑是一位无师自通的经济天才。细数其经济政策便可以发现，他其实是一位尊重市场规律的国家干预主义者，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妨视其为中国古代版的&ldo;凯恩斯&rdo;。

管仲治齐有三条重要的历史经验：其一，通过价格、财政、税收整体配套改革，第一次形成了系统性的国民经济治理体系;其二，他所提出的盐铁专营政策，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经典模式，影响力持续至今;其三，管仲治理下所形成的齐国经济制度，是中国古典市场经济体制的雏形。

而管仲的思想在后世被刻意淹没，则是由于两大原因。

第一，齐国一世而衰，以商治国的思想彻底破产。

齐国坐拥最强国力，却采取了不扩军和不兼并的&ldo;和平称霸&rdo;战略，管仲那些维持国际秩序的行动，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就在齐桓公晚期，中原的晋国和南面的楚国纷纷并吞小国，疆域不断扩大，它们的军事冒险无疑得到了更大的好处。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两年后，齐桓公死于宫廷政变，齐国迅速让出了霸主权柄。自此以降，相继称霸的诸侯均以开疆拓土而威慑天下，&ldo;尊王攘夷&rdo;异化成了&ldo;挟天子以令诸侯&rdo;，管仲之道被暴力取代。

第二，管仲思想与儒家格格不入。

儒家以&ldo;贱商&rdo;著称，在他们看来，管仲从出身背景到行事作风、施政纲要，都是毛病多多。在《论语?宪问》中，子贡就认定&ldo;管仲算不上是一个仁者&rdo;。30他的诸多经济政策，无论是刺激商贸、鼓励消费还是&ldo;以商止战&rdo;，在儒家看来，统统都是异端邪说，盐铁专营政策也遭到儒家的抵制。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看到，西汉的武帝改革及宋代的王安石变法中，大儒董仲舒、司马光都是专营政策的最大反对者。儒家在经济治理上只有&ldo;三斧头&rdo;：一是&ldo;以农为本&rdo;，二是&ldo;轻徭薄赋&rdo;，三是&ldo;克己仁义&rdo;。遗憾的是，这三条在管仲那里都找不到。

在这个意义上，管仲是一个被意识形态&ldo;谋杀&rdo;的改革家。

第二讲　商鞅变法：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

春秋到孔子之后，重建统一的呼声便越来越强，孟子渴望天下&ldo;定于一&rdo;，荀子期盼&ldo;法后王而一制度&rdo;，连最消极的庄子也抱怨&ldo;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rdo;。在此共识之下，各国变法均以强国兼并为目标，其中最成功者，便是秦国的商鞅变法。

如果说，管仲变法是重商主义的试验，那么，三百年后的商鞅变法，则是重农主义的典范。经历这两场变法之后，影响中国千年历史的治国模式便基本定型。与自信、圆滑的管仲相比，冷酷而坚定的商鞅是另一种类型的天才，他们如同左右两极，处于历代经济变革的两端，后世变革，无非如钟摆一般在两者之间摇荡，竟从来没有逃出他们设定的逻辑。在两千多年的国史上，商鞅是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其后，王安石和陈云则分别是农耕时代和工业化时代的典范型执行者。

与变革之初的齐国一样，秦国也是个偏远的小国，它立国比齐国还晚，秦人始祖是一个游牧及狩猎的民族，被中原诸国蔑称为&ldo;秦夷&rdo;。所不同的是，齐国在东面滨海的黄河下游，秦国在西北高地的黄河中上游，前者盐铁资源丰富，工商传统悠久，后者地贫民淳，几乎没有任何经济优势可言。所以，它们的改革，一个是&ldo;蓝色&rdo;的、开放的，一个是&ldo;黑色&rdo;的、封闭的。

秦国开始变法时，主政的秦孝公年方二十二岁，操盘的商鞅刚刚三十岁，正是百无禁忌的年龄，所以，他们的强国之术非常强悍和血腥，第一要义是打仗，这是检验变法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

战争是让国家强大和稳定的最好办法，它既是，也是终点，并且循环往复、不应该停止。商鞅说：&ldo;国家贫穷就要去打仗，可以把不好的东西输送到敌人那里，没有像文士、商人那样的国害，国家一定会强大。国家富足而不发动战争，就会懒惰懈怠，出现儒生、商人那样的国害，一定会羸弱下去。&rdo;31总之，穷了要打，富了更要打，是为&ldo;霸道&rdo;。

这场变法历时二十三年，分三个阶段，分别是&ldo;农耕&rdo;、&ldo;军战&rdo;和&ldo;中央集权&rdo;，层层递进，体系严密，其最终的结果是把秦国变成了一个纪律严明、高效好斗的战争机器。

以农立国：第一个在土地改革中尝到甜头

商鞅变法的第一阶段花了三年时间，把秦国改造成了一个百分百的农业国。

商鞅颁布的第一条变革法令叫《垦令》，其主题只有一个：把全国人民都变成农民。商鞅认为，治国之要就是让民众&ldo;归心于农&rdo;，大家都去耕地了，民风就朴实而纯正，国力就可强大，他把所有不愿意从事农业的人统统归类为&ldo;恶农、慢惰、倍欲之民&rdo;。在《垦令》中，有二十种具体的办法鼓励及资助农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