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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第1页）

君士坦丁堡元老院的成员是罗马元老阶级的继承者，他们不像罗马元老院那样被赋予合法职能，直到君士坦提乌斯（nstanti）以后才拥有某些职能，君士坦丁大帝先已洞悉这一问题，故成功地将众多罗马旧贵族的代表人物移居到君士坦丁堡。拜占廷新元老则越来越多地被批准授予帝国高级官阶，其中最高的是&ldo;辉煌者&rdo;、&ldo;杰出者&rdo;和&ldo;高贵者&rdo;3个等级。总体看来，无论元老来自于旧贵族还是新的官僚贵族，他们实际上都是大地主，正是土地连同他们在帝国政府的职位构成了这个社会最高等级贵族成员们的实际权利，而其元老院成员资格不起什么作用。4世纪中期元老的数量达到2000人左右。他们大部分依靠地产收入为生。实际情况是，只有那些具有&ldo;辉煌者&rdo;头衔的最显赫的最高级元老才被委以帝国最重要的官职，他们才是元老院活跃的成员。

6世纪中期以后，新头衔&ldo;荣耀者&rdo;成为最高头衔。皇帝们越来越慷慨地封授这些头衔。早先已经存在的那些头衔自然就越来越贬值，当&ldo;高贵者&rdo;人数日益增加使该阶级极大地膨胀时，原有的&ldo;高贵者&rdo;就被晋升为&ldo;杰出者&rdo;阶级，而原来的&ldo;杰出者&rdo;也相应地晋升为&ldo;辉煌者&rdo;阶级。这样就必须封授一个比原来&ldo;辉煌者&rdo;更高一级的新头衔&ldo;荣耀者&rdo;。拜占廷帝国官阶头衔的这种&ldo;贬值&rdo;现象是很有特点的，在中世纪晚期继续累积头衔的过程中甚至显得更加突出。[48]

除了元老院外，还有从更早时代的咨政会议发展而来的奏事议事会，这是皇帝的高级咨询机构，其终身成员都是&ldo;上朝伯爵&rdo;，多出身于中央政府最高级官职阶层。元老不属于奏事议事会，但却可以受召参加这个具有咨询职能的会议。过去曾经位列朝廷咨政最高地位的大区长官，此时则被排斥在会议之外。此时，正是由于奏事议事会的成员上朝必须排队站立在皇帝面前，因此，他们被称为&ldo;上朝伯爵&rdo;。通过&ldo;缄默&rdo;这个词，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关于奏事议事会和会议主持者皇帝之间关系的细节，这是对该机构会议请元老列席会议时的称呼。这一表述名词后来正好成为皇帝咨询会议的名字，的确，以后的皇帝咨询会议（）不是一个常设机构，而是当皇帝商讨国家或教会重大事务偶尔召集的会议。[49]另一方面，中世纪拜占廷帝国的&ldo;宫廷盛典&rdo;（）是逢年过节举行的纯粹典礼仪式，宫廷高级官吏都要盛装出席。[50]

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改革曾恢复了政府管理机构，强化了国家权力，但是广大黎民百姓仍然贫穷凄惨，其境况与以前无异。农民多数是隶农，他们是晚期罗马帝国时期农村生产的主力军，此时迅速下降为世袭农奴。戴克里先时代的税收制度继续以他们为压榨对象，而且其负担越发沉重。过去使用金币支付税款，此时因金币贬值税额也下降了，因此，重新恢复了以实物纳税。动乱时期增加的紧急赋税，也被戴克里先改为长期固定税收，并把它们确定在永久性的基础上。按照这种方式征收的年度税收是最主要的税收和国家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其中的实物税只要求农村居民缴纳。戴克里先时期征收的一种人口税和土地税结合的&ldo;人头土地税&rdo;构成了年度税收的基本成分。[51]这种税收的单位是由土地和人头两部分组成，前者是指一定价值和面积的可耕地，后者是指能够经营耕种该块土地的单一劳动者。为了对征税财产做出估价，土地面积和人口是按照&ldo;尤卡&rdo;和&ldo;口数&rdo;分别计算的，[52]但是，&ldo;尤卡&rdo;（gu）本身是不能单独征税的，必须和耕种它的人头&ldo;口数&rdo;结合起来，反之，&ldo;口数&rdo;也是如此。因此，国库就必须设法为每个适于耕种的&ldo;尤卡&rdo;配置一个劳动力，以便使&ldo;尤卡&rdo;和&ldo;口数&rdo;协调起来，这可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因为帝国人口锐减，劳动力奇缺，农民大多沦落到被迫逃亡的境地，居无定所，流浪他乡。一旦农民被定居在某地，国家权力就会千方百计将这个&ldo;口数&rdo;固定在分配给他的&ldo;尤卡&rdo;田地上。不是地产所有者的公民不需要缴纳年度税收，因此，他们从一开始就处于最有利的地位。但是，从君士坦丁时代之后，从事贸易和手工业的城市居民也要缴纳以金币形式征收的沉重赋税，称为&ldo;五年金&rdo;。

农村劳动力的短缺还促使另一种极为重要的拜占廷财税制度发展起来，即&ldo;连保制&rdo;（）。它原本最早出现在托勒密（ptoleies）时代的埃及，当时，国有弃耕土地被委托给私人地主，以便他们经营并向国家缴纳相应的税收。到了3世纪末，这一制度在整个帝国推行，被用于未耕种的私人土地和国有地产。[53]

3世纪期间，罗马货币体系彻底崩溃瓦解。其结果不仅造成物价飞涨，而且更严重的是经济衰退到以物易物和自然经济的地步。[54]在帝国西部地区，这种自然经济相当稳固，尽管货币流通体系还顽强地幸存下来，但是，中世纪新世界的经济生活还一直保持这一主要特征。东部帝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还继续流行自然经济，但因其更雄厚的经济资源而迅速恢复使用金币，它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一直流通。拜占廷帝国货币流通体系的稳定性清晰地反映在年度税收日益转变方面，其他以实物形式缴纳的税收此时也转换为以金币纳税。[55]君士坦丁大帝发行了一种相当稳定的货币体系。该体系以金币&ldo;索里德&rdo;为基础，标准&ldo;索里德&rdo;每枚重448克，每镑黄金等于72枚&ldo;索里德&rdo;。与之相应的是重224克的银币&ldo;塞里夸&rdo;，相当于1&ldo;索里德&rdo;的124，这是因为黄金和白银的比值为1∶12。这一货币体系具有相当长的生命力。在长达整整1000年间，君士坦丁的&ldo;索里德&rdo;（希腊语称为，后称）奠定了拜占廷货币体系的基础，并在几个世纪里享有国际贸易&ldo;硬通货&rdo;的美誉。它也经历了不稳定的阶段[56]，但那只是暂时性的，直到帝国11世纪期间开始瓦解时，它也没有出现大幅度的贬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