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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第1页）

请为交待此段对话的背景：明年，闿运将北上，再次会试。闿运之志向甚大，闿运之心性极高，虽有一帮不富则贵的朋友随时可以援手，他却宁愿选择一条堂堂正正的道路：考进士，点翰林，实现作&ldo;帝王师&rdo;的夙愿。只是，他的科举工夫实在平常，欲得一第，难度不小。而此时他已三十九岁，明年再不考上，&ldo;四十曰强而仕&rdo;的理想便将落空。于是，他处身于极为尴尬的境地‐‐名满天下，却没有功名；交纳英豪，却自惭形秽。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ldo;余正居富贵贫贱之间，所谓出入苦愁者矣&rdo;。明了这层背景，再回味六雲那句话，妙于形容之才，温柔蕴藉之性，一览无遗。

十三年後，六雲弃世。依然&ldo;居富贵贫贱之间&rdo;的闿运再一次感到&ldo;离别&rdo;的巨大悲伤，遂在梦中（据其日记，窃以为托辞耳），许下一愿：余誓与六雲生生世世为夫妇。

史林识小对袁世凯的&ldo;同情之理解&rdo;

&ldo;自民国有史以来，吾尚未见一本、一篇甚或一页对袁（世凯）有正面评价之书。有之，或自不才始也&rdo;；对近代史稍有涉猎的读者不难看出，这句话的句式，乃戏仿谭嗣同的名言：&ldo;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rdo;。这个戏仿者，便是当代史学名家唐德刚先生；而对袁世凯&ldo;正面评价之书&rdo;，便是他写于1998年的《袁氏当国》。

长期以来，有关袁世凯的著作、论文，尤以论述自戊戌变法至洪宪改制之间史事者，幾莫不以全盘否定为宗旨，厉声痛骂袁氏告密（出卖谭嗣同等人）、卖国（接受日本的&ldo;二十一条&rdo;？）、窃国（改制当皇帝）的诸般劣行。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史观上的调整及新史料的发现，经杨天石、房德邻、孔祥吉、茅海建等史家&ldo;联名&rdo;&ldo;辩护&rdo;，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犯下告密罪、与日本磋商&ldo;二十一条&rdo;时犯下汉奸罪的指控已被驳回；唐德刚此时犹然自诩己作为&ldo;正面评价&rdo;的开山之作，且此书又题为《袁氏当国》，那么，可以想见，对于袁氏最大一宗罪状‐‐在共和年代突然开倒车、做皇帝，唐德刚此书将会有一番与众不同的阐释。拜读毕，窃谓此书固非人云亦云，然亦非强求立异、刻意翻案者，实在是深具&ldo;同情之理解&rdo;的&ldo;一家之言&rdo;。

所谓&ldo;同情之理解&rdo;，指的是唐德刚在&ldo;读破千卷史书&rdo;後，既已对洪宪登基前後之时局（历史事实）洞若观火，乃能结合自创之中国社会&ldo;转型&rdo;说（历史哲学），用以&ldo;正面评价&rdo;袁世凯及同时诸人乃至那个时代。唐德刚认为，三千年来中国经历过两次&ldo;转型&rdo;。第一次，即&ldo;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rdo;，使中国&ldo;从一个高等群居动物的部落主义（tribalis）转向一个以自由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制度；和中央集权，以高度科学化的文官制度为骨干的，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宇宙帝国（universalepire）&rdo;（唐德刚著《晚清七十年》，第37页，岳麓书社版），这次转型肇端于战国时的商鞅变法，完成于汉武帝时的&ldo;盐铁专卖&rdo;，历时二百馀年。第二次，则肇端于辛亥革命，将&ldo;从帝国制度转入一个民主代议制度&rdo;。此一转型，在唐氏看来，虽历时近百年，犹未告成；如舟行三峡间，沿途尽是激漩急湍，凶险万状。然唐氏又坚信，&ldo;不论时间要拖多久&rdo;，此一转型必将完成，因为，这次转型&ldo;是客观存在的，是任何人和事都改变不了的&rdo;（本书第92页，後仅标页码）。袁世凯在民国建立後践踏法律、悍然改制，正是转型期内必然会出现的怪现状之一种，无足诧异；正如此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虽是&ldo;比传统帝制还不如的寡头政治&rdo;，但毕竟是时代的反映，是转型中&ldo;不可或缺的恶政（anecessaryevil）&rdo;（97页）。前途光明，道路曲折；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须努力。二语，庶幾为唐氏历史哲学的宗旨，然更可视作他对中国之爱的真情流露。他常常强调，&ldo;历史学家也是人嘛&rdo;，著书立说哪能毫无情感呢。由此，在&ldo;理解&rdo;唐氏的历史哲学之後，我们更易体察到他对人物及其时代的深切&ldo;同情&rdo;。

据其所述，袁世凯之称帝，可概括为：为时所逼，为人所诱。

民国建立，首任总统为孙中山。但是，孙中山以及他的同志都明白，&ldo;袁世凯那时在国民心中的声望，似乎还在孙公之上&rdo;（37页），以当日之混乱局势，舍袁世凯外，实无真正压得住台面的人物。袁世凯&ldo;声望&rdo;之隆，不仅在于他掌握了最精锐的部队‐‐北洋六镇，更得益于他一手操办了清室逊位的大事‐‐唐氏称为&ldo;不流血的宫廷政变&rdo;。以此，民国才能在武昌首义後迅速建立，而全国不致陷入旷日持久的内战，于国于民，袁氏此举功莫大焉。鉴及于此，孙中山只作了45天的临时大总统，便辞职让贤，与参议院诸君一道敦请袁世凯出任总统。但是，孙中山并非全无机心者，为防止袁世凯日後专权过甚、妨害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特地制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将原订效仿美国之&ldo;模范&rdo;制度‐‐总统权力甚大，改为法国的内阁制‐‐首相当国。这部《约法》由宋教仁起草，他就是那个汲汲于担任内阁首相以架空袁世凯的人。然而，宋教仁是&ldo;一流的政治家，却是末流的政客&rdo;（62页），他到处演讲，声言要组织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且不讳言&ldo;加强党务，宣传夺权&rdo;。袁世凯此时虽未萌称帝之心，但绝不甘心做一个内阁负责制下的&ldo;虚君&rdo;，因此，宋教仁旋即被暗杀，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并无证据表明袁世凯直接下令杀宋；然其事为&ldo;袁党&rdo;主谋，则事实确凿，不容诡辩。不过，孙中山因此发动&ldo;二次革命&rdo;，兴兵讨袁，在唐德刚看来却是大大的不对。他借用袁世凯的话，说：&ldo;共和国家以道德为基础，以法律为范围。就司法方面言之，非推究权案始末又经法庭公开者，不得轻加论断。就行政方面言之，非考求此案原委实与法律违反者，不宜信口雌黄&rdo;；孙中山此举，不啻视法律如废纸，欲以军事手段代替刑事侦判，直可称之为&ldo;叛军&rdo;矣。袁杀宋固为一错，国民党以暴易暴，也是一错。唐氏乃曰，&ldo;历史不是数学，两负不能变成一正&rdo;，&ldo;此例一开&rdo;，&ldo;三错、四错随之而来，就变成武力至上、军阀混战了&rdo;。杨度尝谓，宪法之可贵，在于&ldo;贤者不能逾法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而为恶&rdo;（《君宪救国论》）；梁启超很佩服这句话，说&ldo;于立宪精意，能一语道破&rdo;（《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孙中山固为&ldo;贤者&rdo;，然罔顾国法，虽&ldo;为善&rdo;亦无足取也。至此，&ldo;第一次内战&rdo;开始，袁世凯与孙中山彻底翻脸。两方军事实力对比，国民党莫望北洋之项背，故不期月，袁世凯便平定了&ldo;叛乱&rdo;。孙中山奔日本，开始&ldo;联日倒袁，搞分裂活动&rdo;（83页）。战乱虽平，袁世凯之心却不能平：原来，共和之世，大家仍不讲法律，犹&ldo;须由枪杆决定一切&rdo;，这与帝制有何本质区别呢？此可谓为时所逼，袁世凯渐萌背叛共和、转回帝制之心。